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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天使到魔鬼－－女性犯罪原因之探析
　　　　　　
　　　　　　　　　　　　　　　　　　　　　　　　　　　　　　　　　　　吴思博＊　　



　　　内容摘要：女性是维系家庭和社会的重要纽带，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从近年来的数字调查可以看出，女性犯罪的比率不断上升，这种态势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本文针对当前女性犯罪的变化及其规律，在分析其特征、探讨其犯罪原因之后，提出了可行的防治对策。
关 键 词：女性犯罪 犯罪特点 犯罪原因 防治对策


　　女性犯罪，顾名思义，就是指女性实施的犯罪。一般地说，犯罪学著作中都是以犯罪主体的性别为标准，对女性犯罪现象或犯罪人进行分类，使之与男性犯罪或男犯相对称。直到1899年，意大利精神病医生、犯罪人类学龙勃罗梭（1836-1909年）写作《女性犯罪人》，才第一次把女性犯罪人单独作为一类，进行人类学的分析研究。① 但是由于女性犯罪不论在哪个国家和历史上哪个时期，在数量上都远较男性犯罪少，所以并未得到关注。而且在我国有关女性犯罪问题的研究论者中，有关性别的分层甚至是缺失的，女性犯罪问题大多是被一笔带过，甚至是根本没有提及。然而，女性犯罪的严重化、多样化、低龄化和妇女犯罪率的上升作为社会问题一大组成部分，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尽管我国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有关研究女性犯罪问题的成果，其中许多具有真知灼见，也不乏力作，但是也存在着不足与缺陷。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此问题作一粗浅研究。
　　一、女性犯罪的现状与特点
　（一）女性犯罪的现状
目前，女性犯罪率呈现出大幅度增长的趋势，不仅在数量上日趋上升，而且在犯罪类型方面更加复杂化，社会危害性也愈来愈严重。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德国的女性犯罪率占整个犯罪的24%，美国的女性犯罪率占整个犯罪的30%。在我国，女性的犯罪率也增长很快，新中国成立后，50-70年代，女性犯罪一直占罪犯总数的2%左右；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转型，女性犯罪显著增加，在犯罪总数增加的同时，女性罪犯所占比例由70年代以前的2%上升到80年代的3%，90年代的5%左右，现在则高达10-20%，数量直逼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犯罪率较高的女性犯罪有投毒、受贿、纵火、失火、伪证等，犯罪率特别高的女性犯罪有杀婴、堕胎、遗弃等，而且它们大多与性犯罪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我国女性犯罪涉及故意伤害、容留、介绍卖淫、贩毒及抢劫罪名的占大多数。

　（二）女性犯罪的特点
1．1980-2000年新收押者年龄分布（%）②
25岁以下 26-35岁 36-50岁 51-60岁 61岁以上 总计
1980-1984年 32．16 32．16 29．55 4．96 1．37 100
1985-1992年 28．63 34．78 28．60 6．80 1．19 100
1993-2000年 20．86 37．82 30．62 7．52 3．19 100
由此表可以看出，1980-1984年35岁以下女性犯罪占64.32%,1985-1992年女性犯罪人数占63.41%,1993-2000年女性犯罪人数占58.68%.总之,我国女性犯罪的年龄已经朝向低龄化发展。
　　2．犯罪行为上具有较大的隐蔽性
一是由于女性一般较怯懦胆小，且较细心和耐心，做案前考虑多于男性，在主观上增加了犯罪的隐蔽性；二是由于社会对女性一般比较信任、宽容、谅解，使女性犯罪易得逞而不易被揭露，从客观上增加了隐蔽性；三是由于侵害的对象基本上是熟悉的人、事、物，例如：有学者通过对浙江省某劳改农场180名女杀人犯的调查，发现受害人身份分别是其丈夫、姘夫、公婆、父母、子女、邻居等 ，③这也为女性犯罪增添了隐蔽性。
3．犯罪类型增多，以财产犯罪为首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经济日趋繁荣，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具体变化。少数女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失去了正确把握自己的能力，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犯罪类型主要表现为：侵犯财产罪，暴力犯罪，组织、容留、强迫妇女卖淫，毒品犯罪，拐卖人口。侵犯财产型犯罪主要包括：盗窃、诈骗、职务侵占；暴力犯罪主要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绑架。
4．文化教育程度低,认知能力差
研究学者认为,人对自身的控制能力的强弱,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精神境界越丰富,对自身的控制能力也相对增强;反之,自我控制能力就弱.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犯罪与文化素质低有内在的联系.根据某省女监1985年-2000年对新收押者被捕时文化程度的调查发现，1985年-1992年，文盲半文盲占32.75%,小学文化程度占30.07%,初中文化程度占30.58%,1993-2000年文盲半文盲占25.76%,小学文化程度占33.47%,初中文化程度占29.75%.④ 就总体而言,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三者始终构成总数中的大多数。这样的文化教育程度状况,导致她们思维的批判性、深刻性、逻辑性差，缺乏主见，易受暗示和盲从。她们不善于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同时，看待问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缺乏逻辑和连贯，不能从多角度认识事物，认识问题带有很强的情绪色彩。这就使的一些女性在处理事情时，有可能走向极端。
5．犯罪形式由单独性趋向团伙型
女性犯罪在作案的方式、方法，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等客观方面，已经逐渐趋向男性化。这类团伙以流氓团伙、盗窃团伙、拐卖人口团伙为主，而且在团伙型犯罪中的一部分人，作案经验丰富，作案手段比较残忍。由于女性在心理上具有谨慎、小心、多疑等特点，这使得女性犯罪团伙在作案时比较大胆，事后难以察觉，隐蔽性较强。

　　二、女性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方面的原因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完善对女性犯罪的影响
根据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社会因素是导致罪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的价值观念已初步形成。然而，经济秩序实行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女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女性的物质欲和金钱欲，强化了她们原有的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爱慕虚荣的心理。另一方面，现在的女性有能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又必须承受各种社会压力，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在转型的新时期，就业与经济结构体制并不完善，以及传统思想、社会化角色不当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现实中的一些女性在升学、就业、工作中遭到轻视或歧视，在社会化过程中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困惑，易造成女性生活无着，很难避免一部分人为谋生而走上犯罪道路。
2．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因素对女性犯罪的影响
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商品意识的增强。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是商品观念也渗透了文学艺术的创作当中，使一些文艺作品迅速庸俗商品化。例如，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书刊、音像冲击着人们的视觉思想，但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不良的习气，影响着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这对女性尤其是青少年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相反，一些宣扬女性暴力和色情的文艺作品却大受欢迎。一些自制力差，又不能自尊自爱的女性受其影响，染上了一些恶习，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中的一些腐朽思想，因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3．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保护
在现实生活中，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实现，女性在就业中受到歧视和限制，女性的合法权益被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女性在社会、家庭中，其合法权益不能完全受到应有的保护。有些女性正是由于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成为受害者，进而又成为害人者的。根据对某省一些女囚犯的调查显示，一些女性因为缺乏保护，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才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是由于有些地区、部门对本地女性的具体情况了解较少，缺乏前瞻性，甚至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在实际工作中，互相推委，或者错误地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对本地区出现的一些情况置之不理。而我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妇女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尤其是暴力犯罪中，女性作为受害人在遭受丈夫的虐待时，得不到有关部门的保护，致使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部分女性在走投无路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可能会用非法手段进行报复，致使一起又一起的家庭惨案不断重演。因此，学者向来认为，社会、家庭对女性的保护程度，是影响女性犯罪率高低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个人因素
1．法律观念淡薄
大多数女性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在判断和处理问题时，缺乏科学的分析能力，因此同一问题采取的解决方式和方法会较有知识的人采取的方式、方法更为简单、粗暴。这些方式、方法有可能和犯罪直接相关。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村妇女，她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例如，许多拐卖人口的罪犯，在投入监管改造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认为自己只不过给别人介绍了个对象，并没有做害人的事。
一部分有文化、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女性罪犯，由于她们对法律现象、法律行为作了错误的评价，形成了错误的法律信念，因此，她们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施了违法犯罪的活动。 ⑤例如：某些女大学生，具有攀比心理，为了自己能够过上奢华的生活，完全不顾自己大好的前途，而去盗窃，只是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还有，某市的一位女律师，为了提高自己在法律界的地位，不惜蔑视法律，钻法律的漏洞，指使自己的当事人作伪证，从而也使自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2．畸形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一个人的道德观是其调控自己行为的重要依据，是由世界观和人生观所决定的主观依据。犯罪人由于受其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影响，其道德观往往也是错误的、歪曲的，道德标准是颠倒的。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在1980-2000年间，妇女犯罪的主体罪型结构已经从扰乱公共秩序罪向财产型犯罪、毒品犯罪、性违法犯罪、诈骗罪等类型上转变。女性犯罪的这些主要类型大多是因为她们贪图安逸享受，好逸恶劳，不是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而是采用非法的手段来换取。一些女性在畸形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影响下，常常歪曲、颠倒真伪，为了享受生活，及时行乐，不惜放弃自己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前途，满足自己的非法需求，而去盗窃、抢劫。
追究其根源，也是由受教育程度不高造成的。更不懂得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是采取愚昧的、粗暴的方法来进行反抗。也使得自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有些女性因为家庭困难，在社会中又无法独立生存致使有些人为了钱财而丧心病狂地拐卖人口、介绍、强迫卖淫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从事卖淫，以换取钱财。近年来，毒品犯罪在女性犯罪中的比例不断上升，有些女性企图通过短行为、高利润的犯罪行为迅速敛财，以达到满足自己金钱欲的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在社会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她们中的有些人也被选拔到机关单位中的一些重要岗位，但是由于一些女性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得她们利用在单位、公司从事财会、财务管理的工作便利，贪污侵占财产，甚至谋财害命。目前，一些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犯罪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是由于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在提高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拜金主义、超前消费的思潮，一些女性在这些腐朽思想的影响下，没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遇到一些特定时机就会有犯罪的可能。
3．心理因素
女性暴力犯罪大都存在心理障碍，人格不健全。有些女性器量狭小，受不得半点委屈，遇到事情喜欢斤斤计较，稍有不顺心就会产生报复或泄愤的心理，正是由于某些女性在性格上有自私、偏激和狭隘的缺陷，遇到冲突时不易冷静，甚至采取极端方式进行发泄。
另外，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女性大都还遵从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传统文化的渲染，尤其是在我国一些偏僻山区，对妇女角色的认可，始终未摆脱封建习俗的束缚，一些女性仍具有很强的依赖心理，缺乏独立人格，思想意志薄弱，经不住任何打击，一旦遇到棘手问题，就有可能产生异常心理，从而导致犯罪。例如：女青年陈某，为了报复男方对她的遗弃，而向男方脸上洒去一瓶硫酸水，造成男方毁容，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判处徒刑。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城市拆迁逐渐成为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下称“新《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新《条例》成为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处理城市拆迁纠纷新的主要法律依据。200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称“旧《条例》”）正式废止。新《条例》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有关司法强拆的规定，以“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制”，将人民法院定位成房屋拆迁案件的审理及执行机关。面对新形势下党和人民交给人民法院的新任务，如何转变司法职能，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城镇拆迁问题，切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成为当前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笔者对新《条例》进行了认真研读，结合多年行政审判工作实践，现试对新《条例》中有关司法强拆内容的理解与适用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借鉴。

　　一、法院作为审判及执行机关参与司法强拆可能会导致的问题

　　把拆迁行为纳入司法程序和轨道，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然而，在当前我国的司法环境下，司法机关的参与对行政行为能否起到监督和规范的作用，是否会被行政决策和行政机关所左右，还应拭目以待。

　　首先，在基层政权中法院的政治地位的失衡，而可能造成司法强迁的不能。由于长期以来地方法院在同级党委、政府眼中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可以随意向法院下达各种命令，从而使司法制衡流于形式，不敢对政府申请的拆迁行为进行认真的审查。

　　其次，司法的权威的不足，媒体和大众的过度关注，将可能使法院频繁地被推向围绕拆迁而展开的复杂、剧烈利益博弈的风口浪尖。

　　再次，法院现有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足以独立行使强迁的职能，不得不依靠行政力量，这就是不能造成新的事实上的行政强迁，法院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行政的工具，成为事实上行政强拆的助手。

　　二、新《条例》中司法强拆的现实意义

　　在旧《条例》中，虽然也规定了司法强迁的内容，但同时规定司法强迁与行政强迁是同等并行的关系。此次新《条例》中规定司法强拆成了解决当前拆迁类纠纷的唯一强制执行手段。虽然现阶段司法强拆困难重重，但就法治进程而言，也展现了大众对司法的一种期待，期盼着司法对行政的一种制约，将司法强拆作为保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来设计，这无疑是法治观念和制度上的一大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司法的参与或者说司法强制的独自享有，就是提升司法权威，努力使民众尊重法律的必要途径，寄托了法律人对法治的希望和期待，是民众取得法律共识的必要桥梁和纽带。

　　其次，司法强拆的过程，也是法律教育和司法普及的过程，通过严格执行司法强拆，使民众看到法律的力量和法律的约束力，使法律思想根植于民众的心中，进而使法治思想在民众心中发芽、成长、结果。从而创造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

　　再次，在司法强拆中探询审查过程的创新机制。比如可引进听证机制，通过司法听证，实现对相关案件的事实性审查。这种“开放和包容式”的审查程序，引入民意的参与和理论讨论，将审查过程变作一个平台，实现“陪审团”的作用，使法治变成一种普及，使司法真正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总之，新《条例》中的司法强拆的单一模式，代表了一种法治的进步。

　　三、试行“裁执分离”机制的基本构想和法理依据

　　在司法强拆中必须正视基层政权组织中司法能力的不足，而导致司法强拆的不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中指出，积极探索“裁执分离”模式，即由法院审查、政府组织实施。与此同时，在《行政强制法》在审议过程中，删除了草案（四）第六十条“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裁定执行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内容。将于今年（2012年）施行的《行政强制法》规定了行政机关自行强制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两种强制执行类型，这为“裁执分离”提供了法律依据。具体来说就是采取司法允许制度，确立政府申请，法院裁决，政府执行、法院监督的强制拆迁模式，以缓解司法压力。这种由司法下达许可令，由行政机关自己强迁的方法，起到了司法审查和约束的作用，又解决了司法强拆，人、财、物不实，无力执行的问题。把法院从直面当事人的强制拆迁的裁决者和执行者，变为审、执分离的单纯的中立的裁决者。笔者认为，新《条例》中的司法强拆的单一模式，代表了一种法治的进步，值得等待。不过，这种制度还需完善和巩固。在我国当前体制和司法大环境下，拆迁思维必须改变，特别是政府机构的思维必须改变。否则即使行政拆迁完全取消，也极有可能造成司法强拆被行政化的现实结果。

　　四、“裁执分离”模式的具体操作形式

　　“裁执分离”模式，符合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定位，是行政权、司法权的科学配置，是实施拆迁的有效举措，有利于保障拆迁户的权益，保障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但避免恶性拆迁事件的发生，不是简单实行“裁执分离”就能高枕无忧，需要在“裁执分离”模式下对相关理念、制度、措施进行构建与完善，才能根本上改变目前房屋强制拆迁的困境。因此，“裁执分离”必须以司法对行政行为的严格审查为前提。

　　一是严格把握好公益拆迁与非公益拆迁的界限。我国《宪法》、《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11年新《条例》第八条列举了属于公共利益的五种具体情形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在实际工作中，应明确区分公共利益征用和商业性开发的区别，并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使市场交易行为与公益征收相分离。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改变现在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机制，把公益性拆迁按照“征收”的方式来规范运作；让非公益拆迁按照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运作。涉及公共利益的公益性拆迁，由政府机构出面处理；应该按照市场经济方式运作的，就交由各类市主体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去进行。防止商业性拆迁打着公共利益拆迁的招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正如最高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所言，坚决反对和抵制以“服务大局”为名、行危害大局之实的一切错误观点和行为。

　　二是从严审查拆迁类行政案件。房屋拆迁类行政诉讼案件，包括对房屋拆迁许可前置行政程序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以及对拆迁许可行为、房屋拆迁裁决行为、行政处罚行为、拆迁强制措施行为不服的诉讼和对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诉讼。法院应当厘清不同情况的不同审查标准。对于强制拆迁行政案件，应从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拆迁行政程序、拆迁补偿安置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强化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审查、强化拆迁评估的程序性审查、强化地方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关系的程序性审查。对争议较大的案件，应当进行听证。

　　三是严格执行审查标准。法院要依法独立审查行政机关的强拆申请而且必须是实质性审查。如果只是在形似上走过场，法院就成了政府的拆迁办；严格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的精神，凡不符合法定受案条件以及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申请，一律退回申请机关或裁定不予受理；对于被拆迁人、被拆迁关系人在补偿安置裁决规定的期限内拒不搬迁，但行政复议和起诉期限尚未届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或者拆迁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对于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超过申请期限，补偿安置不到位以及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确有明显不合理及不宜执行情形的，征收补偿决定明显违法的，法院也应当裁定不予准许执行。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应当进行听证。

　　四是严格控制先予执行。要严格掌握先予执行的法律条件，慎用先予执行措施。对民事案件中的先予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进行审查，对于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可能引起矛盾激化、涉及社会稳定的案件，一般不予准许。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申请先予执行拆迁行为的，一般不予准许，但不及时申请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紧急通知》中规定，对涉及征地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凡是被执行人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一律不予受理；凡是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已经提起诉讼，其他当事人或者有关部门申请先于执行的，原则上不得准许，确需先于执行的，必须报上一级法院批准。坚决防止出现被拆迁人官司打赢了，但房子已经被拆掉的尴尬局面。

　　五是在实施强拆时要以人为本，公开透明，加强监督。现最高人民法院正就“裁执分离”进行试点。为了避免房屋强制拆迁恶性事件的发生，必须深挖案件发生的根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进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人文本，公开透明，加强监督，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涉及年老体弱、残疾无业、缺乏劳动能力或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等弱势群体，易引起被拆迁人房屋被拆后无家可归的现象或者暴力抗拒拆迁，影响社会的稳定。做好这类人的补偿安置是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因此，政府应积极构建对特困群体的救助制度，解决它们的后顾之忧，利于社会和谐。与此同时，法院在审理房屋拆迁案件，应当注重程序的透明、公开。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适时邀请检察机关、人大代表、群众代表等参与，这也向社会公众证明，通过公正司法解决拆迁中的矛盾，赢得群众的认同，促进社会和谐。人民法院还要积极立足于调解，切实加大协调解决力度，把调解工作贯彻审判、执行工作的始终，化解了诉讼矛盾的同时，力争为社会消除不稳定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总之，城市房屋的拆迁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发展大局，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司法机制解决拆迁纠纷的能力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始终站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高度，依法妥善处理好拆迁纠纷案件，为国家建设、人民安定和社会和谐不懈努力，保证纠纷解决的质量和效果，真正实现阳光执法、文明、和谐拆迁。


　　（王玉刚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东海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