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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应该及时报送法律文书
骆玉生

据了解，一些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执行案件后，不将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上报业务庭及有关部门进行汇总；而只由承办法官自己保存和装卷宗归档。这样做，看起来可以少印刷数份法律文书，节约了纸张，实则有不妥之处。笔者认为，不将法律文书上报业务庭和有关部门，的确有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不将法律文书上报业务庭和有关部门，不利于审判公开。现在，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法院已经注重，而且也能做到公开开庭、公开宣判，但这样做还不够。法律文书除送达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之外，案外人并不知晓审判的具体结果。我们知道，法律文书是程序公开和实体公开的载体。审判公开不仅是公开开庭、公开宣判，还应包括公开记载程序公开和实体公开的法律文书。否则，会给人以公开不够的认识和感觉。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带了个好头。法律文书，尤其是比较典型案件的法律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网》上公开发布，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一些条件比较好的法院也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站，如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法院，在网站上公布所有的法律文书。这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普法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也能使当事人服判息诉。
二、不将法律文书上报业务庭和有关部门，不利于法院开展各项工作和管理。承办法官自己保存法律文书，不要说案外人难以知道审判、执行的程序和结果，就连同一业务庭的法官以及法院领导、相关科室的人员也不一定清楚。这样做，有的法官可能认为是为了“保守审判秘密”，其实不然。法律文书送达之后不再是秘密。法律文书不是合议庭记录、审判委员会记录，有长时间保密的需要。这样做，使得庭长不知道法官审判、执行的结果，院领导也无法了解审判、执行一线的情况。上级法院一旦布置案件检查、法律文书评比、工作调研等事项时，相关人员一时没有相关资料，只得四处查找，浪费了宝贵的工作时间。
三、不将法律文书上报业务庭和有关部门，不利于对审判、执行工作的监督。法律文书是审判、执行案件程序与实体的载体。法官不报送法律文书，使得法院内部相关部门，如监察、督察部门事先难以看到，甚至事后也难以看到法律文书。如果审判、执行工作中有瑕疵，无法事先发现。因为承办案件与其他事情一样，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自己承办的案件不容易发现欠妥和有失公正的地方，而他人却比较容易发现。案件一旦有瑕疵，事先发现，可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防止瑕疵、错案发生。对于外部而言，这样做，不利于检察机关对于法院的执法进行监督；也不利于社会各界对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进行监督。
四、不将法律文书上报业务庭和有关部门，容易产生枉法裁判和执法不公。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极少数法官对自己要求不严，有吃拿卡要当事人的现象。而一旦吃了人家的就嘴软，拿了人家的就手软。他在处理案件时就不得不将天平倾向一方。只要他这样做，就会在法律文书上有所显现。法律文书不报送，外人无法发现其中的隐情和猫腻，就容易产生枉法裁判和执法不公。长此以往，就会害了这样的法官，也有损法院的形象。
五、不将法律文书上报业务庭和有关部门，不利于法院开展调研宣传工作。法院的法官每天都在审理和执行各类案件。这些案件在办理过程中，有着丰富、鲜活的普法素材，也包含了法官辛勤劳动、真情感人的故事。法律文书不报送，在法院内部不能形成审判执行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承办案件的法官由于案件多，事务繁忙，无暇撰写调研稿件和材料。而从事调研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可能天天面临审判、执行第一线，因而得不到这方面的信息。因此，这就造成了审判、执行信息资源的浪费。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极少数法官不正确的信息观。他认为自己承办的案件，他人不得染指。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信息资源。殊不知，你作为法官审判、执行案件，是从事职务行为；你所撰写的法律文书，是职务作品；你只享有法律文书中的署名权，并非享有整个著作权。这些信息资源是法院的，不是你法官个人的。也有一些法官，认为自己在审判、执行案件过程中好的做法和经验没有宣传的必要，认为如果披露出去，会给他人有张扬自己的感觉，因而也就不愿披露有关信息。这样，使得社会公众不能全面了解法院的审判、执行情况，司法为民的情况。法院的形象、法官的形象不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人们误解法院、误会法官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法官不向有关部门报送法律文书，在法律文书的管理上，的确存在着漏洞，我们应亟待加强对法律文书的管理。

浅 析 提 存 公 证

通州市公证处 姜莉


提存公证是公证处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债权人的利益而交付的债之标的物或担保物（含担保物的替代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就时交付债权人的活动。为履行清偿义务或担保义务而向公证处申请提存的人为提存人。提存之债的债权人为提存受领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分别规定了提存的两种功能。
《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债务人有法定情形的出现，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合同法》第九十一条又明确规定：“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这一功能即我们通常说的以债的清偿为目的的提存。
《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条均规定了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
《合同法》和《担保法》的这些规定，从法律制度的设计上，为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构建和谐稳定的经济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合同法》规定的“提存部门”在哪里？《担保法》规定的向“第三人提存”的“第三人”是谁？上述两法都没有规定。
《合同法》颁布七年后、《担保法》颁布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务：……提存”。应该说，到此，对提存这一法律制度的设计，从实体法到程序方才制定完成。尽管在此之前，司法部也曾规定公证处可以办理提存公证，那只是部门规章的规定，《公证法》从法律的角度规定公证机构可以办理提存事务，其法律效力则提高了。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制度是根本保证。提存公证制度的设计和完善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下这个证例，足可说明这一问题。
二００六年七月，房地产公司甲欲将名下的300亩土地转让给房地产公司乙和房地产公司丙，转让价为二亿一千万元人民币（含项目转让费）。在乙、丙按约定支付转让费伍仟六佰万元后，尚余下一亿四仟七佰万元人民币。甲、乙、丙三方为确保各方利益的顺利实现，决定将乙、丙应付与甲方的一亿四仟七佰万元人民币向公证处提存。公证处受理了该公证事务。在甲完成了将上述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过户到乙、丙名下的工作后，经甲、乙、丙和公证处核实无误，乙、丙领取到全部房地产权证当日，公证处根据甲、乙、丙三方的《提存款同意支付书》，将一亿多的提存款安全无误地划给了甲方。此提存公证，从当事人申请到将提存款平安划出，历时两个月。为保证这一个多亿提存款的安全，甲、乙、丙三方凡涉及与提存款有关的事务，均要求在公证处监督下进行。此项提存公证的办结，使三方的各项利益均得到保护并顺利及时地实现，在仅两个月的时间里，涉及300余亩土地，一个多亿的资金，安全交易完毕，提存公证功不可没。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真正得到体现。
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经济活动中，是一个坚持公平、诚信、有序的法律武器，值得政府各部门、法律界、企业界及广大公民的高度重视。
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是诚信的试金石。在一些经济交往中，当出资金方（一般是购货方）提出将资金提存，待供货方将货送出，购货方收妥后，公证处即将提存款划与供货方。此类交易中，如果一方不愿意办理提存公证，就可能危及诚信交易，其中就可能有诈。
笔者接触过一个案例：一外地客商欲在通州购买价值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菜油，这一客商出于基本警惕，向供货方（实际系中介）提出，将购销合同予以公证，以求借公证处之力审查对方资信。申请公证时，公证员了解情况后提醒客商，最好将货款办理提存公证，待供货方将货发出后，按约定由公证处将提存款划出。当时双方均不愿意。一周后，客商痛哭流涕地找到公证处，称款被骗了，还找不到供货方经办人。到经办人公司，公司说他们也在找他，收购货款系他个人私下行为，公司不负责任。陪同客商到公证处的供货方老总，狠狠批评了他的手下：为什么不按公证处的提醒办理提存公证？
此类事例颇多，提存公证介入经济交往，保证物流交易安全，已是十分必要。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就有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提存公证制度的设立，对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的办理，往往是两方以上的当事人共同申请，公证员应注意的核心工作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提存款支付办法。在什么情况下公证处将提存款划与一方，在什么情况下公证处又将提存款划回另一方？双方产生了纠纷怎么办，这一切都应在提存公证申请时设计完成。
以债的清偿为目的的提存，公证处在办理该公证事务时的难度比办理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要大一些。
《合同法》第一零一条规定：“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司法部《提存公证规则》也规定，公证处可办理的提存事务之一系“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迟受领债之标的的”。这里，“无正当理由”就成了公证处在受理此公证事务时必须认真甄别的难题。什么是无正当理由，哪些理由“无正当”，那些理由又“正当”。
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一教师从某中等专业学校调到了某高等院校，此教师在中等专业学校时参加了该校集资建房，集资建房时与校方的合同中约定，自行离开学校者退出集资房。此教师自行联系调到了某高等院校后，中等专业学校校方要求其退出集资房。因教师系自行联系离开该校，一些离校手续未办理。后经教师与校方协商，达成了协议，校方承诺为教师办理调离手续，并退还教师集资款及房屋的装修费，教师退出集资房并办理过户手续。协议达成后，又因双方的一些分歧，实际履约时间向后推迟。此时，教师以校方违反协议为由，拒绝收取房款并拒绝退出该集资房。校方即将教师告上法庭，经一、二审，法院以《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为：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故法院认定教师有抗辩权，同时也认定双方退房协议有效。学校拿到判决书后莫名其妙，不知所措，经请教该案审判法官解读，法官告知，将房款交公证处提存，以解此结。学校遂将房款向公证提出提存公证申请。公证处经审查受理了该申请。在向该教师发出“领取提存款通知书”后，该教师手持《合同法》到公证处称：根据合同法规定，是我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对方才可提存，请问公证处，“我无正当理由的依据是什么？”
显而易见，公证处在办理以债的清偿为目的的公证事务时，务必注意收集相关证据，以确认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标的物，方可受理该公证事务。
司法部92版《公证书格式（试行）》第二十一式《领取提存物通知书格式》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XXX（提存标的）将上交国库”。将提存物上交国库的时间，司法部1995年的《提存公证规则》规定“从提存之日起，超过二十年无人领取的提存标的物，视为无主财产，公证处应在扣除提存费用后将其余额上缴国库。”然而，2002年8月1日起施行的《公证程序规则》却又是这样规定的：“从提存之日起，超过五年无人领取的提存标的物，视为无主财产，上交国库。”显然，这两规则打了架。如果以颁布时间靠后看，具体实践中应选用《公证程序规则》有关“五年”的规定，但以“专门法”优于“普通法”看，又应适用“二十年”的规定。但是，新《公证程序规则》对提存标的物多少年后视为无主财产，上交国库却没有规定，这就给公证员留下了思考空间——“二十年”也好，“五年”也罢，这些规定还适用否？笔者也初步查了一下，法律、法规尚无提存物上交国库的时间规定，当《公证法》已明确规定提存系公证事务的内容后，这类配套规定盼能及时出台。
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两次提到公证，足见党中央对公证的重视，也体现公证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提存公证就相当完美地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广大公证人员及其法律工作者都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勤勉尽职地宣传公证，熟练地运用公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其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