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定量因素对盗窃未遂案件的影响——兼论司法实务中
盗窃未遂案件罪与非罪应把握的原则
罗守梁、聂仲起、郭小锋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北京101300）
【内容提要】：以实践中遇到的司法难题为研究的基点，引发对司法解释的探讨和评析，进而分析司法解释难以解决的盲区以及造成适用上的混乱。最后提出了实践中处理因定量原因带来盗窃未遂认定难题的一般原则，即比照盗窃既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盗窃的目标财物要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否则不构成犯罪。这样，既符合刑法的一般理论要求，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为司法实践提供必要的参考。
【关键字】：盗窃 未遂 定罪数额 未遂犯之构成要件
盗窃罪，在我国刑罚上是作为数额犯加以规定的，即要求以一定的数额为其构成要件。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原理，未到达构成要件数额的，则不构成犯罪或者犯罪处于未遂状态。至于数额犯的未遂问题，易为人们所遗忘。对此，理论上研究不多，实践中也操作不一。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提到盗窃未遂罪与非罪的认定，但只言片语、浮光掠影不足以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本文试图揭开定量因素对盗窃未遂案件影响的面纱，以供实践参考。
一、司法难题呼唤司法对策
长期以来，数额犯的未遂问题一直是困扰司法的难题，主要表现为实践中对盗窃未遂案件罪与非罪的把握，似是非是，似偏非偏。为了便于说明此问题，我们对下面二种情况进行讨论。
（一）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无所获，是否追究刑事责任
该种情况如何定性？司法实践中处理不一，主要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其理由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根据刑法犯罪未遂理论，构成盗窃未遂，再依据《刑法》第23条第2款的规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此引申出未遂犯应受刑事处罚的一般原则。第二种意见认为，不构成犯罪，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理由为，盗窃罪乃数额犯，应以一定的数额标准为其构成要件。而上述情况中虽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客观上也实施了盗窃行为，但终无所获，也即无数额可言。根据数额犯的理论，尚不构成犯罪，又何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呢？
（二）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所窃财物未达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其行为性质是否属于盗窃未遂
司法实践中对此种情况的认定似乎并不存在问题，一律将其不作犯罪处理，而且理论界也默许这一基本做法。这种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做法，有认识上的误区，也有认识上的盲区，遂形成一种思维的定势，不利于认识、分析和研究能力的提高。我们认为，此种情况应分解为两个方面具体讨论：情形之一，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盗窃目标，但所窃财物数额未达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此情形仍然存在着盗窃未遂的问题，与“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无所获”实属同质。只是前者获得一定数额财物，后者毫无所获，但二者数额均未达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故无本质区别。所以，该情形应当也存在罪与非罪之争。情形之二，行为人盗窃了未到达盗窃罪数额较大定罪起点的公私财物。若撇开定量因素，单从定性角度看，应构成盗窃罪的既遂。但是定量因素在数额犯罪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所窃数额未达到定罪数额，则不构成犯罪，即便既遂了也是如此。因此，该情形不存在罪与非罪之争。
同一行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本也正常，只是司法最终要求的唯一性和明确性，给司法人员带来认定上难度。一旦这种难题具有普遍性，即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解决。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审理盗窃案件的具体问题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虽然《解释》未对上述情况进行直接规定，但是其中第1条第2项规定了：“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以此厘定司法实践中处理盗窃未遂案件罪与非罪之原则。
二、司法对策引发新的司法难题
尽管司法解释对盗窃未遂案件的罪与非罪做出了规定，而实践中存在的该类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呢？不但未能解决，反而又添新症。
新症之一：如何理解“情节严重”
《解释》采取“列举式”方法对情节严重进行规定，“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认为，情节严重应限制为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等”是对以上类型的总结，为汉语的习惯用法。第二种理解认为，情节严重不应局限为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而应包括盗窃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以外的其他情节严重情况，“等”表示不完全列举，系汉语常用用法。两种不同理解似有咬文嚼字之嫌，但实则关系到适用范围和打击面的问题，故应当说文解字，以表慎重。
据解释的背景，逐解释的原意，我们认为，第二种理解较为妥当。因为《解释》对盗窃未遂予以处罚的立场是盗窃未遂的情节严重，而不是局限于盗窃对象为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但是，《解释》应表述为“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以及构成盗窃未遂情节严重的其他情形”。尽管这样规定也未能穷尽情节严重的范围，但不至于让司法人员误将盗窃未遂案件的定罪处罚仅局限于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
新症之二：法律适用的两难
一般刑法理论认为，故意犯罪除结果犯（包括结果加重犯）外，均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而未完成罪的构成要件则是在基本构成要件基础上的修正。因此，未完成罪一般应放置在刑法总则中加以规定，有必要直接规定为犯罪的除外，如阴谋犯。我国刑法也采用这一立法例，《刑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明示了未遂犯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同样适用于盗窃未遂的情况。而《解释》在把握盗窃未遂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却以“情节严重”为其修正的构成要件，言外之意，若以数额较大为盗窃目标而未遂的情况则不定罪处罚。比较两者适用的范围，显然《解释》排除了以数额较大以上（包含数额较大在内），又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财物为盗窃目标未遂的情况，当然地缩小了打击面。司法实践中，如何在刑法与《解释》之间适用？原则上讲，这并不存在问题，因为《解释》必须源于、忠于基本法，一旦《解释》与基本法相违背，解释则自始、当然、绝对地无效。但实际操作中是：只要解释未被明确废止，不管何年某月的解释仍然可以适用。所以，单凭这种无约束力的法理不足以消除适用上的两难。
新症之三：具体司法的困惑
1、行为人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并实施了盗窃行为，从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上窃取数额较大部分财物，其行为性质属于盗窃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未遂还是属于盗窃的既遂
尽管这一情况在实践中并不多见，但是也偶有存在。例如，数行为人事先商量盗窃一辆卡车，同时也实施了盗窃卡车的行为。后因无法开出院门，只得作罢，但又无法接受“无功而返”的事实，遂盗走卡车备用胎一个。该案是定盗窃（卡车）的未遂还是定盗窃（轮胎）的既遂？司法实践基本做法是：以结果论，即定盗窃（轮胎）既遂。在处理上与结果犯有异案同理之效，虽然刑法一般理论认为，结果犯没有未遂状态，但是仍有讨论的必要，便于理解盗窃的未遂状态。以故意伤害案为例，行为人主观上有致残他人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手段恶劣的伤害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产生致残他人的结果，经法医鉴定为轻伤，如何定罪处罚？是定故意伤害（轻伤）的既遂，还是定故意伤害（重伤）的未遂？实践中，普遍定故意伤害（轻伤）的既遂。所以，两者如出一辙。
我们认为，这种司法惯例性的做法值得商榷。因为行为人选择了数额巨大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其盗窃的目标，既具体又明确，并且实施了盗窃数额巨大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的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完全符合未遂的规定，故应定盗窃（数额巨大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的未遂，至于行为人所窃得财物达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只能作为盗窃未遂的一个量刑情节予以认定。而如果定盗窃既遂，将盗窃数额巨大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作为量刑情节，有主次不分、以既遂代未遂之疑。从证据认定上看，一般盗窃既遂较未遂好认定，但不可因未遂证据难以认定，就弃难投易，除非立法明确规定；从量刑结果上看，一般盗窃既遂较未遂量刑要厉，但并不必然，盗窃摩托车既遂与盗窃国家珍贵文物或者金融机构未遂，孰重孰轻，不言而喻。所以，法律非儿戏，正确分析和适用法律，既是对行为人负责也是对法律负责，不可走捷径、图简便。
2、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一次或者两次的，而且盗窃总金额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是否构成盗窃未遂
按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但是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一次或者两次的，而且盗窃总金额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能否构成盗窃未遂。此种情形较为复杂，涉及到行为与盗窃目标的相结合，应分情形以示之。
（1）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一次或者两次的，而且每次的盗窃目标均以数额较小（未达到定罪起点）财物为作案对象。无论从盗窃行为次数上还是从盗窃目标的数额以及所窃取的财产数额来看，均不构成犯罪，故不存在盗窃未遂的问题。（2）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一次或者两次的，但是至少有一次的盗窃目标以数较大财物为作案对象。尽管单从行为角度来看，行为人不构成在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多次盗窃”，但是行为人有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盗窃目标的行为，依据刑法未遂之理论，对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盗窃目标而未窃得数额或者窃取数额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的，应认定为盗窃罪（未遂），并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若依据《解释》则不构成犯罪。
3、盗窃不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凭证，销毁或者失主挂失，而未取得数额的，是否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解释》第5条第1款第2项还规定：“不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或者能即时兑现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已被销毁、丢弃，而失主可以通过挂失、被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实际损失的，票面数额不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但可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据此，行为人盗窃不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凭证，销毁或者失主挂失的构成盗窃未遂，并科以刑罚。而若依据《解释》第1条第2项的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行为人销毁、丢弃有价凭证的行为或者失主挂失之行为，难以解释为盗窃的“情节严重”，故不构成犯罪。自身的冲突，何以解决？进则难决，退则未决。
三、审视司法对策，确立司法原则，解决司法难题
盗窃未遂罪与非罪之争始于定量因素的影响，尔后又引入了《解释》与刑法的冲突，进一步将问题复杂化。若要妥善解决这司法难题，应当确立判定盗窃未遂罪与非罪的一般原则，平息司法的混乱。
一是定量因素干扰的排除。盗窃罪为常见易发之罪，约占目前刑事案件的40%。立足于现实，结合于国情，需要在刑法中引入定量因素，缩小涉案面和打击面。因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盗窃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至于数额较大的具体值则因地不同。这样，给罪与非罪的认定带来影响，同时也给未遂犯的认定带来难度。因此，在认定数额犯的未遂时，应极力排除定量因素的干扰，坚持未遂与既遂的辨证关系：有既遂状态的则不一定存在未遂状态，但有未遂状态的则必然存在既遂状态。因为未遂犯的构成要件是对既遂犯构成要件的修正，何谓修正，即以既遂犯构成要件为基本，结合未遂理论予以增删。所以，排除定量因素对未遂罪与非罪的干扰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既遂犯构成要件和未遂理论为其认定的根本标准。
二是法律冲突干扰的排除。司法解释与刑法在盗窃未遂的罪与非罪规定上存在一定冲突。尽管两者对司法实践都具有约束力，但是两者的法律效力却有高低之别，一旦两者相冲突，低效位的则无效。虽然司法审查在我国未真正履行，但是司法人员完全可以通过说明理由的方式来排除某些法律的适用。就盗窃未遂罪与非罪的问题，援引刑法中未遂犯的规定以及未遂的理论，再结合具体案例，详细展开说明，足以释清盗窃未遂的罪与非罪，无需司法解释的适用，因而也避免了法律之间的冲突。
三是一般司法原则的确立。只破不立，无以成文。因此，在审视司法对策弊端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认定盗窃未遂的罪与非罪的一般原则是：比照盗窃既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盗窃的目标财物要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否则不构成犯罪。其中糅合了刑法的未遂和犯罪构成两理论，综合提出盗窃未遂罪与非罪认定的一般原则，具有统一性和可操作性，便于司法的适用。
单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邮编：101300
电话：81496803
E—mail：gxfeng263@163.com
关于印发《镇江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
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镇江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镇江新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企事业单位：
《镇江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已经市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镇江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建立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机制，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行政决策，是指由市人民政府依据法定职权作出的涉及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社会涉及面广，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
第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的建议、审议、决定、执行、评估和监督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重大行政决策依法提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的，依照法定程序办理。
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按照《镇江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执行。
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应遵循合法、科学、民主、公开的原则，按照本规定，遵循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程序。
重大行政决策除依法保密外，决策事项、过程和结果应公开。
第五条 重大行政决策包括以下事项：
（一）需要报告省人民政府的重大事项，提交市委、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事项；
（二）编制和调整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类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
（三）编制财政预决算，安排重大财政资金的使用；
（四）审议本市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或者市政设施项目及其他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处置重大国有资产；
（五）研究和确定涉及民生的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社会保障、劳动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交通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大事项；
（六）全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和保障方案；
（七）审议市人民政府所属部门、重要机构的设立、撤并和职能调整以及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等重要事项；
（八）其他依法需要市人民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
第六条 市长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议，直接进入决策程序。
副市长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议，报市长同意后进入决策程序。
市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和辖市、区人民政府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决策建议，经分管副市长审核并报市长同意后进入决策程序。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建议（议案）、提案方式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议，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经分管副市长审核并报市长同意后进入决策程序。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些重大事项需要市人民政府决策的，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决策建议；市政府办公室协调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后，经分管副市长审核并报市长同意后进入决策程序。
第七条 重大行政决策建议进入决策程序的，由市长或者分管副市长确定决策事项的起草部门。
第八条 决策起草部门可自行组织起草决策草案，也可委托有关专家或专业机构起草决策草案，决策草案应包含决策目标、工作任务、措施方法、时间步骤、决策执行部门、配合部门等其他相关内容，并附有决策起草说明。
起草决策草案应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和分析决策事项所涉及的有关情况。决策草案应具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第九条 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决策起草部门应开展社会稳定风险、环境生态、公共财政等方面风险评估的决策，对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确定风险等级，并作出风险评估报告。
第十条 重大行政决策涉及某些领域的专门性、技术性问题的，决策起草部门应组织专家论证会，邀请相关领域至少三名以上专家或委托专业研究机构对决策的科学性、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论证。专家或专业机构论证后出具签名或盖章的书面论证意见。
第十一条 决策起草部门应将决策草案征求本级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意见。决策起草部门拟不采纳的，应与提出意见的单位进行协商；经协商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决策起草部门作出专门说明。
第十二条 决策起草部门根据风险评估、专家论证意见以及其他职能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意见等，将决策草案修改为决策征求意见稿。
第十三条 决策起草部门应将决策征求意见稿以及起草说明通过本市公众媒体或者政府公共信息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十五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就公布的决策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可提出其他决策方案。决策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重大利益的，决策起草部门应召开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公众对于决策事项的内容有重大分歧意见的，决策起草部门应召开听证会，直接听取听证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四条 决策起草部门应采纳公众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并在决策机关作出决策后，向公众反馈公众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和理由。
第十五条 决策起草部门应将决策送审稿以及决策起草说明送交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查。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提出审查意见后，提交市人民政府审议，未经市人民政府审议的重大行政决策不得作为实施依据。
第十六条 决策起草部门送交合法性审查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送审公函；
（二）决策送审稿及其说明；
（三）送审稿的法律、法规依据和政策依据；
（四）征求意见汇总材料及采纳意见的说明，专家论证意见、听证会笔录和听证报告、风险评估报告等其他有关材料。
送审材料齐备的，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应对决策送审稿进行审查；送审材料不齐备的，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应在收到送审材料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退回决策起草部门要求其补充材料。
第十七条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从以下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
（一）决策事项是否属于本级政府的法定权限；
（二）送审稿的内容是否合法有效；
（三）送审稿起草过程是否符合本规定的程序。
第十八条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可邀请相关法律专家进行合法性论证。合法性论证意见应当作为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提出合法性审查意见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十九条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自收齐送审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提出合法性审查意见。重大、疑难、复杂的决策草案，经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同意后，可延长十个工作日。
专家论证时间不计入合法性审查期限。
第二十条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应分别不同情况对决策送审稿提出下列书面审查意见：
（一）同意提交市人民政府审议；
（二）不同意提交市人民政府审议；
（三）同意提交市人民政府审议但需修改送审稿部分内容；
（四）退回决策送审稿，补充完善草案拟制程序后再送合法性审查。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应将合法性审查意见以及决策起草部门送交的材料一并报送市政府办公室，由市政府办公室送交分管副市长审核。分管副市长审核同意后认为可提交市人民政府审议的，提交市长决定安排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审议；认为暂时不能提交市人民政府审议的，根据具体情况不予审议或者退回决策起草部门进行修改完善。
第二十二条 决策送审稿应经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审议决定。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重大行政决策，市政府办公室应记录会议讨论情况及决定内容，形成会议纪要。对不同意见应当在会议记录中载明。
第二十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后，及时通过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政府公共信息网站以及公共媒体向社会公布。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市政府办公室每年选择重大行政决策项目，进行决策后效果评估。决策执行部门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对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报送市人民政府。
第二十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人民政府应决定原重大行政决策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者修改决策方案：
（一）决策执行部门建议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者修改决策方案的；
（二）评估报告建议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者修改决策方案的；
（三）作出重大行政决策的情势发生重大变化的；
（四）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重大行政决策不能实施的；
（五）其他影响重大行政决策实施的情况。
第二十六条 对因重大行政决策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者调整决策方案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市人民政府应予以合理补偿。
第二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接受同级党委、人大、政协、公众的监督。
第二十八条 市政府办公室、市监察局应组织开展重大行政决策的拟定、执行和评估的检查、督办、考核等工作，根据决策内容和政府工作部署，采取跟踪检查、督促催办、评议考核等措施，保障决策按照本规定执行，并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监督检查情况。
第二十九条 依照本规定负有相关工作职责的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决策制定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违反本规定程序，或者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纪违法行为的，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十一条 辖市（区）人民政府以及镇江新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应参照本规定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