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亦难，缓亦难
——关于“醉驾”案件适用缓刑的思考
自“醉驾”入刑以来，由初期呈现高压“严打”态势，各地法院对“醉驾”案件被告人均判处实刑，到“醉驾”适用缓刑甚至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不断出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质疑，也引发了学者的激烈争议。对“醉驾”案件被告人均判处实刑，在一段时间内也许能起到威慑作用，但法律不仅仅具有惩罚性，还应具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和保障人权的需要，也具有节约司法资源的现实必要性。“醉驾”案件的处理之所以会引起争议，重点并不在于缓刑判决的实际存在，而是在于缓刑判决的标准和依据，公众的最大质疑其实在于法官能否避免人情和特权的干扰、“醉驾”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平等的裁判。在遵循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均衡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案发时的外界环境、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具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等因素，规范、均衡地对符合条件的“醉驾”案件适用缓刑，并不于法相悖，也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同。
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醉驾”入刑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初期“醉驾”案件的处理呈现出一种高压的“严打”态势，全国各地法院的裁判极为统一，对被告人均判处实刑。（1）2011年5月10日，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的讲话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2），之后“醉驾”案件适用缓刑甚至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不断出现，部分地区的缓刑判决数量甚至有超过实刑判决之势（3）。缓刑判决的增多引起了争议，公众就缓刑判决对“醉驾”行为的威慑力影响以及判决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性不公纷纷提出质疑。
“醉驾”案件的缓刑适用属于量刑范畴的问题，但是由于缓刑的非监禁性，其与实刑存在实质性区别，对其进行单独讨论具有重要意义。从《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缓刑法定适用条件和排除条件的规定来看，对符合条件的“醉驾”案件被告人适用缓刑无可厚非，再结合“醉驾”的法定刑，“醉驾”案件的处理貌似是“拘亦可，缓亦可”。然而，相关司法解释的缺失、公众的热情关注、个案的具体案情等种种因素却让刑事审判法官实际面临着“拘亦难，缓亦难”的尴尬局面。
本文在对“醉驾”案件适用缓刑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醉驾”不应排除缓刑的适用，但应进行合理规制，达到规范、均衡的效果，以切实维护司法的统一和权威。
一、“醉驾”适用缓刑的现状分析
（一）适用比例呈上升趋势
在“醉驾”案件的审理上，全国各级法院普遍采取了整体从严的做法，对被告人判处拘役实刑居多，甚少适用缓刑。如江苏省自2011年5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法院共判决“醉驾”案件1748起，其中实刑1725起，缓刑23起，缓刑适用率仅为1.32%。再如北京市，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5月1日判决的“醉驾”案件中，缓刑适用率仅为1%左右。但同时“醉驾”案件的缓刑适用表现出先严后宽的特点，适用比例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如广东省在2011年5月1日至同年9月29日，全省“醉驾”缓刑与实刑之比低于1：10，而从2011年9月30日至同年12月31日，全省“醉驾”缓刑与实刑之比已上升至超过1：1。缓刑比例的上升成为公众质疑的焦点问题。
（二）适用标准缺乏统一
目前由于对“醉驾”案件在情节认定及量刑幅度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加上各地道路交通硬件设施、社会综合治理状况各不相同，各地法院对“醉驾”案件适用缓刑“各行其是”，缓刑适用比例也相差较远，如北京、杭州等城市，已判决的“醉驾”犯罪案件缓刑适用率分别为1%和5%左右，而安徽、重庆、云南的适用比例却超过40%，部分城市比例更是高达73%。不仅如此，同一地区的不同法院对于“醉驾”案件适用缓刑的标准也把握不一，比如笔者所在的扬州市七家基层法院，有的法院对于酒精含量达到160mg/100ml的“醉驾”被告人不适用缓刑，有的法院则对于酒精含量达到200mg/100ml的不适用缓刑。这些现象不但引起了社会的非议，还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
（三）社区矫正进展顺利
被宣告缓刑的“醉驾”被告人缓刑考验期一般为六个月，在判决生效后即到社区报道并接受矫正。考验期时间的相对较短，为社区矫正机构工作的衔接和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被告人通常会按时积极履行相应义务，不会发生脱管或者失踪的情形。以笔者所在的某地级市为例，“醉驾”犯罪分子参加社区矫正的到位率为100%，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犯罪的到位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醉驾”被告人的缓刑适用效果。尽管“醉驾”入刑仅一年有余，现在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是否会再次醉驾进行评判可能为时过早，但就目前而言，已经出现了因醉驾被判处拘役实刑的被告人再犯的报道（4），却尚未发现被宣告缓刑的被告人再犯的情形。那些认为缓刑削弱“醉驾”入刑威慑力的论调似乎并无客观依据。
二、“醉驾”适用缓刑：理性思考下的现实选择
从“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及实际运行来看，社会公众对打击“醉驾”行为的执法效果期望普遍较高，要求对其严处、重处的呼声占主导地位。但是“醉驾”情节各有轻重，社会危害性千差万别，对 “醉驾”案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一旦构成“醉驾”就判处实刑，在一段时间内也许能起到威慑作用，但法律不仅仅具有惩罚性，还应具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符合我国刑法精神，有其现实必要性。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是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是“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审时度势，以宽为主”，所谓“以宽为主”，“是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整体发展趋向是走向宽和”。（5）《刑法修正案（八）》充分贯穿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条立法主线，在减少“死刑”的同时，加大“生刑”的处罚力度；在降低一部分犯罪入罪门槛的同时，适当降低一些犯罪的法定刑，废除部分死刑的适用；完善三大非监禁刑，并引入社会矫正制度。总体来说，《刑法修正案（八）》是以刑法的谦抑性为基本理念，充分发挥刑法的调节作用，以“宽”为核心，突出刑罚的“轻缓化”、“非监禁化”，使刑法达到一种“严而不厉”的平衡状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对构成“醉驾”案件不应简单地实行“一刀切”的做法，全部判处实刑，而是应当区分案情，从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被告人主观恶性深度、再犯可能性大小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等问题综合考虑是否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而达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正如有学者所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司法理性，不能把公众对醉驾行为的愤怒和非理性的情绪转嫁到司法裁量上；司法理性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能够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保持严谨的推理和清醒的逻辑。”（6）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需要
“法官自由裁量权”一词是引进西方法律文化的结果，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所谓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者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之。（7）因人类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导致法律的局限性不可避兔，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其能有效地克服法律的局限性。“法官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要求及时补充到法律中去，使法律随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8）因此，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都拥有无可争辩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实质就是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法拥有根据案情具体情形自主作出裁决的权力。在“醉驾”案件中，针对不同的案情，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宣告适用缓刑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然要求。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应当允许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
（三）节约司法资源的需要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活动中应当贯彻成本—效益原则，力求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现在，诉讼经济原则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最基本的刑事政策，甚至有的国家将其确定为法律原则。节省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基本趋向之一。就我国而言，为了打击各种犯罪，国家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仅关押一个犯人，每年就需要花费1 万元以上的费用。刑事犯罪增多与司法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越来越不能满足司法职能正常运作的需要。自“醉驾”入刑以来，各地对被告人判处拘役实刑居多，不断增加的入狱人数，必将使司法资源的短缺雪上加霜，并可能拖垮国家的司法体系。对“醉驾”案件规范有序地适用缓刑这一最基本的自由刑替代措施，可以通过社区矫正达到教育改造罪犯的效果，能够避免目前“醉驾”刑事案件多发态势下监狱司法资源不堪重负的局面。
（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
从判处“醉驾”刑的群体来看，大都属于承担生活压力的弱势群体。像这些居家带口、子女跟随就学之家，如果判处实刑，将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如果适用缓刑，对犯罪分子本人、家庭及子女入学，都有好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在刑事司法中，我们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既要“雷霆万钧”，又要“春风化雨”，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醉驾”适用缓刑的规制路径
“醉驾”案件的处理之所以会引起争议，我们认为重点并不在于缓刑判决的实际存在，而是在于缓刑判决的标准和依据，换言之，公众的最大质疑在于法官能否避免人情和特权的干扰、“醉驾”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平等的裁判。规范、均衡地对符合条件的“醉驾”案件适用缓刑，并不于法相悖，且具有现实必要性，也应当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同。
（一）适用原则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天津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奖励在本市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显著贡献的个人、组织，推动本市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依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务院令第265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天津市科学技术奖。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包括科技重大成就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5个类别。
第三条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授予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做出显著贡献的本市个人和组织及在促进本市科技进步活动中做出显著贡献的其他个人和组织。
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项目除外。
第四条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励贯彻鼓励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加速科教兴市的方针。
第五条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授予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六条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是本市授予个人或者组织的荣誉，授奖证书不作为确定科学技术成果权属的依据。
第七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主管本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组织天津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
第八条 社会力量在本市设立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应依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在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社会力量经登记设立的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在奖励活动中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九条 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授予下列科学技术工作者：
（一）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卓有建树的；
（二）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重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前款奖项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
第十条 天津市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要科学发现的个人。
前款所称重要科学发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
（二）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三）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
第十一条 天津市技术发明奖授予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对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做出重要技术发明的个人。
前款所称重要技术发明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
（二）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
（三）经实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第十二条 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显著贡献的下列个人、组织：
（一）在实施技术开发项目中，完成重要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
（二）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经过实践检验，创造显著社会效益的；
（三）在推广实施已有科技成果中，做出技术创新，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四）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中，保障工程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前款第（四）项仅授予组织。
第十三条 天津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予对本市科学技术事业做出贡献的下列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一）与本市的个人或者组织合作研究、开发，取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
（二）向本市的个人或者组织传授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人才，成效显著的；
（三）为促进本市与外国的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做出显著贡献的。
第十四条 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不分等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第十五条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每年评审一次。评审程序包括推荐、审查、评议、批准等。
第十六条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或组织由下列单位和个人推荐：
（一）各区、县人民政府；
（二）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
（三）符合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规定资格条件的其他单位和科学技术专家。
第十七条 推荐单位和个人在推荐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或组织时应当填写统一格式的推荐书，提供真实、可靠的评价材料与证明材料，并提出奖励类别、等级的建议。
第十八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接到推荐材料后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第十七条规定的提交评审委员会。
第十九条 评审委员会根据天津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规则对奖励候选人或组织进行评议并做出获奖名单、奖励类别及等级的决议。
第二十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评审委员会做出的决议审核后进行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条 公告后30天内为异议期，无异议者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二条 每年度评审工作结束后，市人民政府举行天津市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颁发证书、奖金、奖牌。
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报请市长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颁发证书和奖金；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报请市长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牌。
第二十三条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奖金数额由市人民政府规定，奖励经费由市财政专项列支。
第二十四条 剽窃、侵占他人的发现、发明、科学技术成果的，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天津市科学技术奖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撤销奖励，追回奖金。
第二十五条 推荐的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骗取天津市科学技术奖的，由天津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其推荐资格；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社会力量未经登记，擅自设立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予以取缔。
社会力量经登记设立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在科学技术奖励活动中取得费用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所收取的费用，可以并处所收取费用的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
第二十七条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及工作人员在评审活动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上级行政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获得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励的获奖人或组织，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件的，由市人民政府推荐。
已经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的，不得再申报天津市科学技术奖。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4年12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208号同时废止。
2000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