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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面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何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不断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显得尤为迫切和需要。下面，本文试就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
　　建设美好社会，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关于和谐社会的内涵，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领会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据此，笔者认为对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和把握。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又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它们之间缺一不可，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中，民主法治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与保障。和谐社会作为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不可能自发地生成，也不会自然地实现，而是取决于完善的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有效地调整，且这种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相联，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效率，活力与秩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并不否认社会中不可存在不和谐的因素，而是要求我们对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不和谐因素，能够正确认识，科学对待，及时、有效地控制在最小限度内，使各种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各种不和谐因素得到良性互动，确保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很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不懈地共同努力，扎实工作。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二、检察职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伟大系统工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专政工具，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法制的重要实施主体，肩负着打击犯罪，惩治腐败，保护人民的重要职责。通过透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出，检察机关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检察职能的充分发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息息相关。
　　第一，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而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执法部门，其本身就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检察机关的每一项执法活动，都体现着民主与法治，推动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
　　第二，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而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不断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努力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不彰显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第三，诚信友爱作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强调了全社会要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而检察机关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宗旨，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执法，本着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办案，做到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在群众中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和司法机关诚信友爱的良好社会形象，带动着整个社会的诚信与友爱氛围的形成。
　　第四，充满活力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表现为政治活力，经济活力，文化活力，人的活力等等。而检察机关高扬打击、预防、服务的旗帜，通过打击犯罪者，教育失误者，保护改革者，鞭挞投机者，营造健康有序、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活社会活力。
　　第五，安全有序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强调了和谐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没有稳定，和谐社会则会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检察职能，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确保社会长治久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第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一个追求目标，强调了生产要发展，生活要富裕，生态要良好。而检察机关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努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三、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检察职能与构建和谐社会息息相关，在新的形势下，检察机关必须适应新的任务与新的要求，以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为核心，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全心全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一)要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方面下功夫，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通过履行刑事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切实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正逐渐加大，利益摩擦突出，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居高不下，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因此，检察机关要始终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决 贯彻严打方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力推进“严打”整治斗争，努力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要突出打击重点，坚持提前介入，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要善于掌握治安动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与公安、法院密切配合， 适时开展专项斗争，形成严打合力，坚决防止犯罪活动的蔓延；要坚持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依法办案与保护人权并重，严格执法，不枉不纵，使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确保办案质量；要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力建设社会防控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加强对失足者的教育、感化与挽救，对未成年犯、从犯、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区别不同情况依法处理，对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更要慎重处理，尽量避免矛盾激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追求办案的最佳社会效果。同时，要进一步搞好文明接待工作。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要认真做好控告申诉的接访工作，尤其是涉法、涉检上访问题，做到接待群众零距离，办理群众申诉工作零缺陷，努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各种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通过开展严打和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关系，有效地巩固和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
　　(二)要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方面下功夫，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也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败。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严重腐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是腐败现象最严重的表现，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根源，人民群众最为深恶痛绝。当前，腐败现象虽然得到了一定遏制，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仍然存在，造成的危害、影响丝毫不减，这已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专门机关，要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要求，坚持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预防，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在打击中，要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重点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案件，严肃查办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的犯罪案件，严肃查办利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和利益的犯罪案件。特别要按照高检院的部署，瞄准三类案件，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案件。在办案中，要坚持严格执法，文明办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职务犯罪，都必须依法严肃查处，更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保持打击高压态势的同时，要扎实开展预防工作。要结合办案，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入剖析，加强对职务犯罪发案原因、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注意查找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积极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要配合有关部门，针对重点工程及案件易发多发的行业和领域，深入开展同步预防、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要运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和宣传，提高广大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同时，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发挥预防工作的主导性作用，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密切配合，不断推进社会化大预防工作的深入发展。通过惩治和预防腐败，使广大干部依法从政，干净干事，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三）要在提高诉讼监督实效方面下功夫，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司法是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成员间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是“讲理”的地方，给“说法”的地方，是维护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承担着社会矛盾“减压阀”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公正的司法作保障。但在现实社会中却依然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这已成为群众心目中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大力推进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努力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要突出监督内容，讲求监督方法，力求最佳的监督效果。在监督内容上，要强化刑事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及时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重罪轻判以及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问题。在监督方法上，要讲究监督的策略和艺术，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方法，要注意做到“三个结合”，不断提高监督效果。一是对案件的监督与对办案人的监督相结合。在办案中，既要认真审查案件的办理情况，及时发现、纠正办案错误，以确保案件的公平正确处理，同时又要注意分析错误的原因，挖出司法不公正后面隐藏的执法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二是普遍监督与重点监督相结合。在法律监督中，既要注意监督的普遍性，又要突出重点，有的放矢，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三是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对事前发现的不良苗头倾向，要及时提前介入，事前进行监督，防患于未然；对已经实施了监督的案件和事项，要跟踪监督，注意了解情况，以保证监督意见落到实处。　
　　(四)要在服务大局方面下功夫，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助推器”作用
　　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执法部门，不能脱离党的中心工作而强调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机关必须紧紧围绕中心，努力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才能有所作为，充满活力，实现最大的价值取向。因此，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与服务意识，始终把为发展大局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拓展服务职能，在服务大局上出新招，出实招，做实事。要不断增强党性观念，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统一起来，把认真贯彻新时期党中央确立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路线、方针、政策与执行法律统一起来。要把检察工作自觉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去定位，去思考、去谋划，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把群众的利益，党委的部署与各项检察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要求，提出为经济建设和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具体措施，做到办案与服务并行，惩治与保护并举，打击与防范并重，努力实现社会效果，经济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检察机关的公信力与辐射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推波助澜。
　　(五)要在提高干警的和谐能力方面下功夫，为构建和谐社会增添活力
　　社会和谐的基石在于各个组成要素的自身和谐及相互间的和谐。人是社会的细胞，单位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和谐了，单位和谐了，社会的和谐才能得到有效巩固和保障。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自身的内部和谐，不仅直接影响法律监督水平的高低，而且对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确保检察机关和谐，根本的原因是要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赖、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检察队伍，切实提高干警和队伍的和谐能力。因此，检察机关在加强干警的政治思想教育与业务学习，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的框架内，要重点强调以德强检，加强干警的品德教育，使每一位检察干警都有一种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昂扬锐气，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和海纳百川的胸襟，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知人之长，容人之短，严于律己，顾大局，讲配合，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思想上加强沟通与交流，工作上互相理解与支持，生活上注重关心与帮助，与人为善，坦诚相交，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体谅，紧紧扭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协调一致地把工作做好，从而进一步调动个人和部门的创造力，营造机关风气正人心齐的和谐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增添活力。（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周铁伟　胡远清）

在量刑环节上强化检察职能之浅探

魏晓军


　　作为诉讼程序的终端，量刑，有着尘埃落定后的 “归一”作用。甚至可以说，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能否认罪服法，合理的量刑比准确的定性更具有实际利益上的攸关性。而事实上，量刑这个环节却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研讨的盲点。下面，笔者试从“配合、制约”这个角度，立足公诉职能，结合检察实际，就如何在量刑环节上强化检察职能略谈几点构想。

一、公诉人树立己任意识是在量刑环节上强化检察职能的思想基石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设计中不存在“量刑”的独立程序，自由裁量权也赋予法官更多的主断空间，加之量刑固有的封闭性，量刑环节的被关注程度相对实体定性及其它的程序研究要淡化的多。即便是在与量刑最短兵相接的公诉人的思维里，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成功定罪即可班师凯旋、量刑不关己任或鞭长莫及的消极思想，从而导致了法律监督权能在此环节的软弱与缺失。不能否认，量刑有谱没准已成为相当民众的感识，在这过大的弹性空间里，也掺进过多的揣度与质疑，随之带来司法公信的动摇也在所难免。因此，作为有着公诉、监督双重身份的公诉人更有责任、有义务首先在自身思想上正本清源，加强对量刑的己任意识、监督意识，摒弃重定性、轻量刑、拈轻怕重的懈怠想法，对量刑投入足够的精力来参与、监督。当然，这定会意味着起诉工作量的大增以及要在相对陌生的领域中进行求索，据此，公诉人更要克服畏难情结，鼓起攻坚勇气，果敢履行职责，要在本职权限内努力将量刑这一锤的终音调定准、调定正、调定平。

二、制定量刑标准是检法二院在量刑环节上作好配合的硬件保障

　　实现量刑估量到准量、粗放到精密的转变，首先需要定规立矩、明晰刻度。制定、出台量刑规则、参考标准就是要打造这样一把标尺，而双方对 “刻度”的共同认知，是做好配合、实现共同司法目标的前提保障。

　　(一)共同掌握量刑标准是追求公平正义司法理念的现实需要。我国刑法的量刑标准较为原则、笼统，跨度大、幅度宽，这一方面应对了纷繁复杂的犯罪现实，克服了刑法天然的滞后性和僵硬性，但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暗藏了裁量权滥用的危机，为司法腐败、法律虚无大开了方便之门。为打压权力寻租，在外部监督上，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抗诉权。但由于我国不存在所谓的量刑参考、指导，不同办案人、办案机关对条文中诸如“情节轻微、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之类的模糊表述在理解上见仁见智，导致对同一案件的刑罚预测在不同环节上出现较大分歧，再加上“畸轻畸重”抗诉条件的束缚，检察监督权得不到有力行使，使得同一时期的相似案件在不同法官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境况下的判决大相径庭甚至相互冲突，这不仅悖逆了“罪刑相适应”和“平等适用法律”的刑法基本原则，更直接导致了司法权力异化、司法腐败滋生、司法公正旁落、司法权威滑坡，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更无从谈起。因此，检法双方共同掌握量刑基准，对于规范约束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检察监督权，弘扬司法公平正义、保证法律同一适用是非常必要的。

　　（二）共同掌握量刑标准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司法实践固然千差万别，量刑基准也难以精确到一个具体数值，但是，一方法院通过与检察机关的探讨、总结，立足本地区实际情况，揉合办案经验，探索制定常见犯罪的量刑参考标准，实现量刑幅度的二次、三次、几次细分是完全可行的。对多发犯罪一般量刑标准达成共识，不仅有利于双方更好地把握量刑尺度、提高工作效率，为避免同罪异罚、限制量刑裁量权滥用界定了框架和底线，同时也为检察机关坚定履行监督职责、切实促进执法公正提供了帮辅工具和现实支撑。当然，并非制定了量刑标准就可万事大吉、一劳永逸，标准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是稳定而非固定的，这只是在技术层面提供了一个辅助参考，还要随之解释、细化量刑应考虑的基准和事由，如犯罪的目的、起因、手段、性质、后果、被告人的生活状况、一贯品行、智识程度、悔罪表现、故意强度、过失程度等等，更重要的是办案人要在理念层面上研磨、浸渗量刑应遵循的原则，否则，制定标准不仅违背框定规格、提效便捷的初衷，反而成了办案人经验、理性、良知的羁绊，办案人也就蜕变成了简单比照、机械套用的工具。　

　　（三）量刑标准的共同掌握需要双方做好反馈与沟通。派生于刑法的量刑规范必然带有法律的先天不足，如不周延性、不灵活性：规定过细则死板，不利于办案人主观能动的发挥；反之则又一纸空文、形同虚设。量化是量刑基准的根本特性，但是，要实现对犯罪客观危害性及主观恶性的综合量化绝非易事，这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以大量的案例总结和经验反馈为基础，并要在实践与规范之间不懈的反复和求索。所以，笔者理解的量刑规范不可能只是一篇单纯的手则，而是指囊括了诸多解释、纪要和辅助性规范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系列文件的统称。这就要求二院要务必做好联系、磋商、交流和备案工作，做到及时公示、定期通气，保证资源共享，以防信息不畅，各自为政,必要时要组织座谈、讲座，共促学习。尤其是对此功底单薄的检察机关，更需注重收集和研究不同案件的量刑标准和量刑的一般规律，要潜心钻研、俯身苦学，才能对之融会贯通、心领神会，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自如，不断加大法律监督的力度、深度和广度。

三、推行量刑建议制度是检法二院在量刑环节上实现制约的契点

　　量刑建议并非崭新话题，200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部分检察院已大胆试行。对此，理论界、实务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量刑建议制度顺应了我国司法的改革方向，强化了控诉职能，维护了量刑公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创新；也有人认为量刑建议制度缺乏法律依据，干扰了法官的独立审判，侵犯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赞同前者的观点。

（一）量刑建议是正当行使公诉权的职责使然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其他相关政策,在指控犯罪的同时，就被告人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参考性意见的权力，是公诉权的一部分。公诉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即包括审判启动的请求权又包括有罪判决的请求权，而有罪判决的请求即包括准确定性的请求又包括公正量刑的请求，因此，提起公诉理应涵盖追罪和求刑二个方面的职能，二者在本质上一体的、递进的而不是对立的、割裂的。公诉权虽为国家刑罚权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不具备最终判定性和实际处罚性，正如检察机关的定罪建议权一样，量刑的建议不会侵害审判权。它只是一种意见、建议和参考。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式等都没有直接约束法院的权力，对被告人确认有罪和判处刑罚，决定权都在法官的手中。量刑建议只是公诉人表述对被告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看法。如果法官对此不予采信，完全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自由裁量，就像在听取了公诉人的定罪请求后完全可以依职权宣判无罪一样。而事实上，在现有的诉讼体制下，检察机关已在行使量刑建议权，如公诉人在起诉书和公诉意见中区分主从关系、引用累犯条款、认定自首立功、确定系未成年人、评价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等，只是这种意见尚不全面、明确、具体，但究其本质就是一种量刑建议。因此，行使量刑建议权不会构成对法官自由裁量的侵犯，只会实现对审判权力脱轨的有力羁正。

（二）推进量刑建议制度应规范程序、科学运作

　　1、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实行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强化审判监督、拓展公诉职权的体现，因而不应有案件范围的限制，但由于在实践中往往出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在庭审阶段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量刑情节发生重大变化、以致超出预测浮动范围的情形，这时公诉人如果依旧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势必影响检察建议的合法性、合理性，因此现阶段适用量刑建议的案件范围不宜过宽。具体而言，可先在以下三类案件中推行：一是简易程序审的案件；二是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三是对案件事实和量刑的争议处于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的案件，以积累经验，循序渐进，待条件成熟时，由点带面，全面展开。

　　2、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公诉人在撰写审查报告时应载明量刑建议，经分管检察长批示后作为起诉书附件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法庭辩论结束后，若被告人态度稳定，亦未提出新的证据，则进入下步程序，反之，公诉人则可视具体情况对量刑建议予以变动，提出新的量刑建议。作为起诉书的随附性法律文书，应有正规的格式、编号和内容，其内容可包括基本案情、量刑建议、求刑理由三个方面，表述应言简意赅，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同时要作入卷归档工作，一份附检察院诉讼内卷备查，一份附法院审判卷备查。

　　3、提出量刑建以的时间。在现有试行量刑建议的检察机关中，对于量刑建议的提出时间各有不同。笔者认为，随附起诉书一并提出是适宜的，因为此时公诉人对案件详情已有了基本认识。在此提出后，辩护人就可有的放矢地作庭前准备，有充足的机会针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提出从轻或减轻的异议，即相当于为审判增加了一个量刑听证程序。“真理越辩越明”，控辩双方通过充分地对抗，为法庭提供了兼听则明的机会，提高了当庭宣判率及其准确度，降低了诉讼成本；同时，随着量刑有关的问题公开化，防止了暗箱操作，有助于当事人全面了解量刑的依据和过程，能更易接受判决结果，有利于促其息诉止纷、诚服法律，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不但实现了效益价值，且又在客观上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实现了正义，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4、量刑建议的求刑幅度，公诉人要以量刑参考为依托、以具体案情为基础，注意增强建议的实效性、针对性和可采性，如“建议在7年以下量刑”或“建议在 5年以上量刑”之类的宽泛表述是起不到应有作用的；当然，在避免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同时，也要避免过于具体、确定绝对。因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无论是失当还是适当，都可能与当事人的预期和要求、与法院的实际判决结果产生差距，而这种差距极有可能引起当事人的“缠诉”，因此，我们的量刑建议需有一定的缓冲性，而这个缓冲性区间笔者认为以3年左右为宜。

（三）量刑建议的效力定位是提示而非强制

　　经过辩论的量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对法官的最终判决是有一定约束作用的。但是，这种作用是提示性而不是强制性的。既然不具终局性，量刑建议当然不是抗诉权的前置，其采纳与否及采纳的程度更不是抗诉的绝对标准，进而言之，即便法院在建议幅度内量刑，基于抗诉法定条件的多样性，也不能排除提起抗诉的可能。是否抗诉，仍需坚持其固有的准则。在此特别要强调的是，检察机关要坚决防范为遏制自由裁量权滥用而引发的抗诉权滥用的问题。由此，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行不但不会使法官形成偏见和预断，相反还能帮助法官抵抗外界干扰，坚定其中立、独立、主导的裁判地位，维护判决的稳定和权威。

　　作为双刃剑，量刑建议不仅能规制法院审判权的无序扩张、不当行使，同时也能加强检察机关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告诫。对检察机关来讲，要求公诉人在作出量刑建议时，既要维护量刑标准的统一性，又要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既要熟知案情，又要灵活适用法律法理和刑事政策，努力使量刑建议公正、合理、适当。否则建议一旦不被采纳，而又未构成抗诉要件，定然会影响检察机关的权威性和量刑建议的严肃性；对法院来讲，量刑建议不仅是其量刑的重要参考，还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对采纳结果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在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情况下，量刑建议就是警戒线，如果作出与公诉人量刑建议有较大差别的量刑，法官本身就应有确令人信服的理由。这就可敦促法官在量刑时谨慎斟酌，公正裁判，杜绝或减少量刑的随意性、起伏性。

四、评价预警制度有效保证量刑及量刑建议的质量和建议

　　没有成效考量的建章立制有再多的价值追求也如无的放矢、大海沉石，而逐步建立评价预警体系就是量刑及量刑建议的试金石和高压线。具体来讲，量刑及量刑建议评价预警制度就是检察机关每隔一定周期（如半年、一年）对已决案件的实际量刑对照量刑标准、量刑建议进行统计、分析、论证，对其合法性、合理性、适当性进行评估，并针对结果通报预警、采取措施的制度。当然，由于案情发展的复杂多变及办案人经验、素养的差异，最终量刑与量刑建议存在一定出入也是无可厚非、可理解接受的。但是，当偏差的数量、程度达到一定界限，就应引起检察机关的警觉关注，及时采取措施。

（一）偏差达到抗诉标准的，进入抗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