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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刑事再审制度

郭辉


　　从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来看，我国并未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只要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便可提起再审程序，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条件。任何一个刑事案件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都可能一再地成为审判的对象。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被称为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时，依法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种诉讼程序。 在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审判监督程序这一名称，它们将这一程序分为因认定事实错误而重新审理的再审程序和因适用法律错误而重新审理的非常上告（或非常上诉），后者只有总检察长才能向最高法院提出。
　　我国提起刑事再审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是提起再审的主体，他们的申诉只是提起再审的材料来源。另外，我国刑事再审不仅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也包括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对于再审的期限和次数没有任何限制。提起的方式有三种：各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提审及指令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
　　我国刑事再审的理由包括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证据有暇疵及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有职务犯罪行为。这些理由只是规定了影响案件实体处理的理由，而没有把违反程序规定作为再审的理由。
我国刑事再审案件的程序适用是根据该案件在普通程序中的审级来确定的。有的依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可以上诉，检察机关可以抗诉；有的依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不得上诉，检察机关不得抗诉。
　　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但是有人提出，将实事求是这一哲学上的理性原则直接运用到某一学科领域，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体现。刑事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追求案件的真相往往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理想。我国的刑事诉讼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再审制度偏重于追求实质正义，过分夸大了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因此对提起再审的期限和次数未作出任何限制性的规定，导致法院的生效判决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使公众对于司法的权威性和终局性产生怀疑，动摇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而且使被告人时刻面临着被反复追诉的危险，从而遭受不应有的侵害，这与国际公约的规定及大多数国家的作法是相违背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任何人依一国法律及刑事和序终局判决判定有罪或无罪开释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判刑。为了善意履行国际公约，加强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有必要对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进行重构。
　　1、将“审判监督程序”修改为“再审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是沿袭了前苏联的叫法，从名称上看以监督为主。监督在刑事诉讼中的含义很广，既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还包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上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以及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因此这一名称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从字义上理解，审判监督程序，应是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重在纠错，而不论纠正错误后对被告人有利还是不利。且该名称的职权主义色彩很浓，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均是依职权进行监督，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自然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没有监督的权力。而现在世界各国的再审程序普遍以对被告人救济为主要目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是申请再审的主体，我国的再审制度改革也应将当事人作为申请再审的主体，而将“审判监督程序”变为“再审程序”，能很好地解决仅有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弊端，从名称上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成为申请再审的主体合法化。
　　2、提起再审的目的应着重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实现程序正义。
　　目前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目的着重于查明真相，纠正错误。诚然，追求实体真实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追求不能建立在损害被告人的权利基础上。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要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而且要注重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是保障个人基本人权不受政府非法的或无理侵犯的程序”。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普遍将程序作为实现裁判结果的工具或手段，重实体而轻程序，为追求实体真实而漠视程序公正。其实，离开了程序上的公正，人们如何去相信裁判结果是公正的而不是不公正的，因为程序是人们能够看得见的，而事实真相人们不是明知的。如果人们看得见的都不能体现出公正，那对于看不见的又如何去体现呢？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否有犯罪事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法官和社会其他公众并不知晓，但只要法官是公正地对案件进行审理，即在程序上保证公正，则其他社会公众便会以他们看见的公正而有理由相信裁判结果也是公正的，尽管裁判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反之，如果在程序上不公正，即使裁判结果很正确，很公正，社会公众也会认为裁判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公正。因此，“公正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实体公正应是程序公正前提下的公正。英国大法官基尔穆尔说过：“必须遵守关于审判活动的程序，即使——在一些例外的场合——有损于事实真相也在所不惜。”美国法官杰克逊也指出：“苛刻的实体法能够被忍受，如果它们是被公平和公正地适用的话。确实，如果在两者之间选择的话，人们宁愿生活在用公正的诉讼程序实施的专制的实体法治下而不愿生活在用不公正的程序实施的宽厚的实体法的社会中。” 可见，人们对于程序公正的追求是多么的强烈。为查明真相，而漠视程序公正，漠视被告人的权利与现代刑事诉讼理念是完全相背离的。正如有学者认为：“追求案件真相是刑事诉讼的当然性目的之一，这是现代各国据以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条件。然而，刑事诉讼又不完全是为了追求案件真相而存在，甚或可以说，刑事诉讼主要不是为了追求案件真相而存在，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把侦查、追诉和审判机关合而为一，同时完全剥夺被告人辩护的权利，放任国家司法机关按照便利原则去开展追诉和审判活动，在查明案件真相以切实打击犯罪的效能上都要高的多，但这是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代诉讼的存在肯定还具有独立于查明真相以外的独立目的。” 这个独立目的应该就是保障被告人人权。


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辉
　 【案情】

　　2000年3月1日，某贸易公司向某灭火公司出具《借条》一份：今有某贸易公司从某灭火公司处借到15万元整，定于2000年8月31日前全数归还。同日，刘某与某灭火公司签订《保证协议》一份，约定：为保证借款人某贸易公司2000年3月1日向某灭火公司的借款15万元能够如约归还，双方一致同意，刘某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如果借款人某贸易公司没有在2000年8月31日之前偿还该借款，刘某有义务代其偿还。某灭火公司可以直接从刘某的劳动报酬中直接扣缴，而无需另行通知借款人。借款到期后，某灭火公司多次向某贸易公司催要借款未果，遂向刘某要求还款。刘某自2000年8月31日至2006年8月31日期间分五次向某灭火公司累计还款15万元（其中，在2002年8月31日之前两次还款6万元，之后三次还款9万元）。刘某为此于2008年8月20日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某贸易公司向其支付代为偿还的借款15万元。某贸易公司则以在主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刘某没有取得该公司的同意仍然还款、并且刘某没有积极行使抗辩权为由，拒绝给付。

　　【分歧】

　　对于本案的处理，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刘某有三笔还款发生在主债务诉讼时效届满之后，在某贸易公司不同意偿付的情况下，刘某要求对此部分还款行使追偿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对刘某在主债务诉讼时效届满前承担保证责任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因此，应当判决某贸易公司偿付刘某6万元，其余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第二种意见认为：由于债权人某灭火公司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刘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某分期分批对其进行了偿还，现刘某依据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向某贸易公司追偿，并未超过追偿权行使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合法，应当予以支持。某贸易公司以刘某超过主债务诉讼时效仍然还款没有取得该公司同意的抗辩理由，因刘某于保证期间内开始承担保证责任，并且分期分批偿付了同一笔债务，其主债务诉讼时效不应视为届满，故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应当判决某贸易公司给付刘某15万元。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追偿权是法律规定的保证人对债务人享有的有别于原主合同以及从合同的权利，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当另行计算。

　　根据通说，在前述借款合同关系中涉及三类法律关系：某贸易公司与某灭火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主合同、主债务关系）、刘某与某灭火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从合同关系）、刘某与某贸易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前两种合同关系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而产生，权利义务一般依照合同内容来确定，而第三种法律关系属于保证合同的原因关系，通常包括合同关系、无因管理关系以及赠与关系，一般情况下不应当受到主合同和从合同内容的影响。可以这样说，追偿权的取得基于法律规定以及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只要保证人没有重大过错，其因承担保证责任所致的损失应当由债务人赔偿，并且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保证人实际清偿主债务之日起计算，不得与主合同或者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相混淆。

　　由于保证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由此可见，一般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并非处在保证期间之内或者简单地从保证期间届满之日起推定债权人对保证人丧失诉讼时效。而连带责任保证的诉讼时效则应当从保证期间内的某一点（即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时）开始计算。

　　本案中，由于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直接从保证人的劳务报酬中扣减，所以，并不涉及债权人起诉的问题，也不涉及主合同与从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仅仅涉及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何时取得追偿权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该追偿权的取得应当从保证人对主债务清偿完毕之日起计算，即从2006年8月31日的次日开始计算2年，至2008年8月31日届满。保证人刘某于2008年7月20日提起追偿权诉讼，法院应当做出对保证人刘某有利的判决。

　　应区别保证人未行使相关抗辩权利的不同情况，给予保证人追偿权的行使较通常意义上的诉讼时效为宽松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一方面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在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等等情况下视为连带保证责任的对债权人有利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基于利益的平衡规定了保证期间、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一般保证的先诉抗辩权、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权让与保证人在原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债务承担未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等等有利于保证人的法律制度。但是，赋予权利与权利的行使是两回事，当事人并不一定必然沿着法律规定的权利道路行进，尤其保证合同的签订以及履行，一般主要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其它的业务合作关系。司法实务中，很少见到单纯的陌生人之间的保证，并且也很少见到从保证合同中渔利的情况，因此，保证人更多考虑对自身信用度的维护以及与债权人甚至是相关知情人的合作关系的保持，不轻易动用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的抗辩权也是常有之事，法律不应因此对保证人科以不利益。同时，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观点出发，债务人因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事实上取得了自己因债不履行的利益，如果不能从诉讼机制上给出倾斜，等于法院漠视这种不当利益的获得，而于社会诚信体系构建方面却无能为力，这显然不符合法院以公平正义为担当的角色要求。再者，对连带责任债务人（事实上，在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关系中，应当视主债务人和保证人为连带债务人）之一行使请求权仍然能够对主债务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所以，笔者认为，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以及在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内承担保证责任后的追偿权不应当受到主债务诉讼时效的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时必须具有正当性并且尽到一般善良人的注意义务，如果超越保证责任范围给付，那么只能依据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请求债权人返还，而不能要求债务人予以负担，对此，担保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保证人自行履行保证责任时，其实际清偿额大于主债权范围的，保证人只能在主债权范围内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还有，如果债务人认为债权人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或者债权人针对债务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此法律事实已经通过书面等方式向保证人及时告知的，且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并没有向保证人提出请求，此后，保证人应债权人的请求没有征得债务人的同意而进行的给付，不能说具有合理性。因为，虽然保证合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仍然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债务人已经明确提出对债权人的抗辩，且保证人已经知悉，此时再行给付就没有了主合同的依据。但是，如果保证人并不知情，或者保证人与债权人另有约定，或者保证人在经济方面处于债权人的实际控制之下（比如保证人预先于债权人处存款、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本案中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等，债权人可能以对保证人存在的其它给付义务来抵销对债务人的债权），诸如此类情形，保证人并无拒绝给付的可能，也无从行使所谓的主合同与从合同诉讼时效抗辩权。因此，不应免除债务人对保证人的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