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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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03年3月1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认为，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大力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加强队伍建设，推进法院改革，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报告对最高人民法院五年工作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对今后工作提出的意见是可行的，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严格依法履行审判机关职能，全面加强各项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进一步提高法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解决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要从司法改革的全局出发，深入推进法院改革，完善各项制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效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从“再再再审”奇案看再审制度的缺陷
杨涛
《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一个案件，历时6年半，两次审理，两次抗诉，三次再审，最终以该案被告一香港独资房地产公司败诉告终。而该公司并未放弃，仍然要继续寻求司法途径解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武汉达富公司与该市江夏区金口镇政府签订合作建设经贸市场协议，约定经贸市场规划占地22亩，资金全部由达富公司投入，镇政府承办一切施工手续。之后湖北穗丰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因以前与达富公司有过多次合作，又与之口头协商，约定经贸市场的资金全部由穗丰公司投入，工程盈亏全部由穗丰公司承担，经贸市场建成后，达富公司收取利润的10％。后工程因故停工、亏损，穗丰公司将达富公司告上武汉市江岸区法院，要求其“返还借贷本息900余万元”，江岸区法院一审判决达富公司败诉，理由是“合同无效”，达富公司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维持原判。1999年5月，湖北省检察院第一次提起抗诉，认为“合同有效”，武汉市中院经再审认定原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达富公司胜诉。但达富公司拿到判决书的第3天，武汉市中院打来电话表示，要收回判决书，启动“再再审”，2001年3月，武汉市中院“再再审”，达富再次败诉。2001年8月，湖北省检察院提起第二次抗诉，抗诉内容与第一次抗诉内容基本相同，2004年6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再再审”，达富又一次败诉。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市中院原副院长柯昌信与庭长高光发，共同收受穗丰公司总经理娄俊贿赂人民币1.5万元，并为该公司在与达富公司资金返还纠纷再审案上谋取利益，2004年3月，柯被判有期徒刑。
我们姑且不谈本案中存在的司法腐败的问题，一个案件，历时6年半，经历两次审理、两次抗诉、三次再审，本身就堪称世界之奇，这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司法判决要有权威性，判决就不能无限制地被推翻，判决就要有终结性、既判力，并且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讲求效率，判决也不能无限制地被重审。因而，在西方国家，民事判决的稳定性极强，再审的提起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提起的主体、理由、时间和次数等等都有明确的限制，以维护判决的权威性。
在我们国家，司法判决基本上是没有既判力可言，终审的判决可以无期限、无限制地被推翻，判决的没有终结性，人们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极大的破坏。从这个“再再再审”的奇案，我们也可见一斑。
首先，提起再审的主体毫无限制。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诉提起再审，检察院可以抗诉提起再审，甚至作为中立的裁判者??法院也可以自行提起再审。本案中，第一次再审的判决书墨迹未干，武汉市中院就表示要收回判决书，启动“再再审”程序。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就违背了“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正义原理，如此“再再审”作出的判决又怎能让人信服呢？
其次，进行再审的主体是作出裁判文书的法院。本案中，终审判决是武汉市中院作出的，可是“再审”与“再再审”居然还是武汉市中院。让再审的法院审查自身的判决，这又一次让我们感到法院是在“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再审维护公正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法官们的良知，而不是用制度来约束他们，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再次，再审的理由没有什么必要的限制。我们看到，无论是武汉市中院提起的“再再审”，还是湖北省检察院抗诉引发的“再审”与“再再审”的理由，其实都是一审、二审中已经提到的理由，就是“合同是否有效”。对于这么一个法律问题，几次再审就是对这一理由反复颠覆，如果每一个案件都要对法律争议进行再审，恐怕所有的审判都永无宁日，法院的判决最终是一张废纸。
最后，再审也没有次数和时间限制。本案历时6年半，三次再审，再审的一次次被提起，法院的资源白白消耗不说，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败诉的达富公司是如此，胜诉的穗丰公司陪上了六年的时光和精力相信也是难以承受。
因而，从这起“再再再审”的奇案，我们看到，对于我国现行的再审制度进行改造，限制提起再审的主体、理由和时间、次数，构建“有限再审”迫在眉睫。但是，“有限再审”构建却也难以脱离中国现实的土壤和法治语境，在司法经常受到来自行政及其他外来势力的干扰及司法腐败的消息不绝于耳的今天，在人们看到程序正义的缺失因而对于司法判决的公正性感到深深疑惧的今天，“有限再审”也无法一枝奇葩，孤立地生存。我们希望在司法改革中，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良知的重塑与“有限再审”等具体制度的构建齐头并进。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tao1991@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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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莱索托王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国 莱索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莱索托王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签订日期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２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莱索托王国政府根据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决定自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二日起恢复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莱索托王国政府同意互派大使，并为对方大使馆的重新工作提供方便。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莱索托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经济所作的努力。莱索托王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莱索托王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莱索托王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陈平初 米 泽
（签字） （签字）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于内罗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