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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罗小红

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理论商一直存在两种主张：单一要件说和双重要件说。单一要件说认为：客观上代理人必须有足以使相对人合理相信代理权存在的事实，即无权代理人必须有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表或假象，同时，这种假象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即另任何善意第三人处于同样的环境下都会合理的信赖代理权的存在。这一要件的成立应当以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或曾经存在某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联系为基础。，在具体认定这一要件时，应依当时一般交易情况而定。通常认为持有代理权证明意义的文件、印鉴，或者有被代理人向相对人所作的授予其代理权的通知（但事实上并未授权），或者无权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为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劳动雇佣关系等，这些都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其拥有代理权。主观上相对人必须善意且无过失，即相对人不知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欠缺代理权，而且，相对人的这种无知不可归咎与他的疏忽或者懈怠。双重要件说认为，表见代理的成立除要具备授权外观、相对人善意外，被代理人主观上亦需善意且无过失。也就是说，只有被代理人主观上存在过错才能成立表见代理。

单一要件说完全不考虑被代理人的过错，一概要求被代理人承担责任，对被代理人而言确实有失公平。在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具有选择权，相对人可以在被代理人和无权代理人中选择对其有利的一方承担责任，以实现对相对人最大限度的保护。此外，根据举证责任的分担，相对人对其善意无过失基本上是采用事实自证的方法，只要相对人有充分得力有证明有使其相信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事实，即可推定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而被代理人要否认表见代理，必须证明相对人恶意或是重大过失。与相对人相比，被代理人的举证责任要艰巨得多。若采单一要件说，则进一步加重了被代理人的责任承担。双重要件说将被代理人的过错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又会危及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甚至会危及整个代理制度的存废。在公平与秩序的矛盾中，表见代理制度将何去何从？各国代理法一直坚持不懈的探索。英美法没有表见代理概念，与之相似的是不容否认的代理，不容否认原则根源于衡平原则，以公共政策、公平交易、善意和公正为基础。其基本功能是防止欺诈的发生，以提高司法的公正，促成双方当事人之间本应达成的结果。适用该原则应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被禁止人实施了虚假行为。这里的行为应作广义解释，既包括他的言行、书面、积极的行为，也包括其有义务陈述事实时保持沉默的消极行为。2、被禁止人明知道或应知道事实真相。3、请求禁止反言一方善意的依赖对方的行为和陈述，并基于此依赖而为一定的行为。4、请求禁止反言的一方不了解真相，也不具备了解事实真相的条件。适用于代理，不容否认的代理的意思是，假如某人向另一人声明某人是他的代理人，导致第三人根据该声明改变了处境，委托人不得对第三人否认代理关系。这里的声明包括：（1）以言语作的声明，（2）以行为作的声明，又分为积极行为作声明、消极行为作声明和疏忽行为作的声明。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不容否认的代理中，被代理人是有过错的。大陆法系如德国、日本都规定了表见代理制度。大陆法系在理论上均不要求被代理人的过错，但其列举的表见代理类型又都离不开被代理人的过错。可以说，大陆法系在理论上倾向于单一要件说，而实践中又偏离单一要件说倾向于双重要件说，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在现代民法中日益凹显，对单一要件说也是质疑不断。表见代理理论与实践的背离与代理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与整个民法体系一样，代理法也经历了一场又传统到现代的巨变。传统的代理多为民事代理，是一种零散的、偶然的行为，代理人通常为个人，绝对服从于被代理人的利益和意志。代理人在代理关系中完全丧失了主体性，成为被代理人实现其意志的工具。此外，代理人为个人，其经济能力有限，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传统代理制度衍生出一系列的制度，如代理人无利益、无权利、无责任理论。通过否定代理人独立的利益内容从而否认代理的权利本质而最终否认代理人的责任承担。表见代理制度的正是基于被代理人承担责任比代理人承担责任对相对人而言更为有利这一认识而建立的。其目的在于使有授权外观的无权代理发生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以维护相对人的利益。代理活动自民事领域延伸到商事领域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个人代理相对减少，代理商制度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主流，代理商表现出了极大的独立性，可以作为独立的商事主体出现，有独立的经营场所，自主决定自身的经营活动。代理商一旦取得代理权，除代理合同另有规定外，被代理人无权干涉代理商的代理活动。随着代理人独立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传统代理理论的风险责任的不对称导致不公平与低效率困扰着代理制度，代理人自身责任开始引起关注。表见代理情形下，代理人通常都具有一定的过失，若不问被代理人的过错，完全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这种责任通常是代理人过错而导致的）是对有过错的代理人的姑息，既不公平也不利于表见代理危害的防范。

代理制度发展到现代以来，其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效益日益突出，代理活动也从个体到组织团体并形成独立的产业。代理活动不再限于个人，代理人也不是单纯为某一被代理人服务，而是以自己的专门知识、才能和信誉为多个主体提供代理业务。伴随着代理的集团化、国际化，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经济地位也有了明显的转变。代理人凭借其专业化服务带来的规模效益，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与被代理人相比，被代理人不再具有经济上的绝对优势，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处于弱势。一味的让被代理人承担责任对于保护交易安全也不见得是最佳选择。况且，考虑表见代理的责任承担时，往往只考虑被代理人和相对人的主观过错，完全忽视了代理人的过错也有失偏颇。而绝大多数表见代理的发生代理人都存在过错。

双重要件说以被代理人的过错作为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责任的要件必然会加重了代理人责任的承担，限制表见代理适用范围以维护无过错的被代理人的利益。双重要件说还具有如下可行性：1、表见代理以维护交易安全为己任。但在代理商制度十分发达的今天，由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并不必然减损善意相对人的利益。表见代理的适用只是增加了相对人的一种选择权而已，表见代理使相对人除了能依无权代理要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外，还赋予相对人要求被代理人承担责任的选择权。当代理人由足够的赔偿能力时，这种选择权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因为，相对人处于诉讼上的便捷性考虑，往往会选择与其由直接交易的代理人作为诉讼对象。而在相对人与被代理人相距遥远时，如跨国代理时，这种选择权就更形同虚设。在对被代理人与代理人行使权利同样便捷的情况下，相对人如果选择被代理人则又会徒增了一道追偿手续，对整个社会而言也是不经济的。因此，在被代理人无过错的情况下，仍然赋予相对人选择权，一方面牺牲了被代理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当然，采用双重要件说可能会造成善意第三人的不到救济的情形，但被代理人与相对人均无过错的表见代理在理论上是存在，在实践当中几乎是不存在。为了防止相对人得不到救济的万分之一的可能而不惜造成被代理人现实的损失，这种做法也许不是错误的，但一定是非理性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项制度的存废关键在于他的存在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2、单一要件说与民法规定和精神不符。无过错责任是一种加重责任，除非法律的明文规定，否则不适用该加重责任。对表见代理制度，立法上从未明确被代理人的责任性质，因此，不能认定被代理人的无过错责任。3、双重要件说在理论上限制了表见代理的适用范围，在实践中并不减损表见代理的适用。在实践中，授权外观的存在，或处于被代理人的过失行为，或处于相对人的过失行为，或者被代理人与相对人均有过失。换言之，只有被代理人存在一定的过错，相对人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才可能是“有充分的理由”。可见，双重要件说减损表见代理的适用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4、根据风险控制理论，将风险分配给能够控制风险的人，相对人通过代理人进行民事活动，与被代理人往往距离遥远，彼此不熟悉甚至不相识，这是传统表见代理理论才单一要件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相对人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核实代理人的代理权。被代理人是唯一可以控制代理风险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风险是情理之中。现代社会，通讯工具日新月异缩短了空间距离，信息的获取已变得非常容易。此时，被代理人虽能起到一定的风险控制作用，但被代理人的行为无法完全杜绝表见代理情形的出现，相对人却可以毫不费力的核实代理人的代理权及权限范围。此时再让被代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已不适应。

虽然双重要件说并不会减损表见代理的适用，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重视，对被代理人的过错可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形式，加强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举证责任的分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被代理人无法举证证明自身的善意且无过失，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要证明自身的清白与证明他人的恶意一样困难。通过提高被代理人的举证责任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也许更符合表见代理制度的初衷。我国法律对表见代理制度的构成要件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也一直回避这一问题。借鉴英美法系不容否认的代理的规定，采双重要件说更有利于被代理人利益于交易安全的平衡。


一个基层法院三十年的发展变化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作者：李娜


内容摘要：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从此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伴随着我国的前进步伐和节奏，北安市人民法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


关键词：法院 改革 发展 变化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从此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伴随着我国的前进步伐和节奏，北安市人民法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

北安市人民法院，是一个位于黑龙江北部地区的基层法院。1978年以来，我院沐浴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法官队伍不断壮大

据史料记载， 1979年该院共有37人，其中审判人员15人。在15名审判人员中，大学文化、大专文化、中专文化和高中文化各1人，初中以下文化11人，初中文化以下的占到了73.3%。

三十年后的今天，北安法院现有干警104人，其中法官65人。与三十年前相比，干警人数增加了近三倍，法官人数增加了四倍。队伍的壮大，不仅仅是人数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干警素质显著提高。仅就文化水平而言，现有的法官大专以上文化为100%，本科以上文化为98%。　

不仅如此，北安法院近年来不断加大队伍建设的力度，努力提高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班子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司法决策能力。二是加强干警培训，注重抓好干警的政治思想教育，强化干警的业务水平和技能，通过选派干警参加最高法院和省、市法院的有关培训，涌现出了一批办案能手、调解能手和先进个人。

二、法官职业化纵深推进

在过去，法官谈不上什么职业化，法院进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官职业化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95年7月1日，法官法的颁布实施，不仅使我国法官的称谓正式化、法律化，而且明确规定：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为法官的职业化奠定了法律基础，使法官这个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发展。北安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也由此起步，深入推进。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提高了进人的门槛，学历提高到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要求，并实行“凡进必考”，自1985年开始，北安法院共进入36人，均是通过公开的考试进入的，有些已经成为各庭、科室的主要负责人，有些则正逐渐成为法院的中坚力量。

2001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进一步明确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内涵。北安法院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司法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等方面法，对法官提出了新的要求。

法官职业化建设除了内在的要求外，还有一些外化形式，如改革服装和法官在庭审中使用法槌等。1984年前，审判人员没有统一服装。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便于法官执行职务，1984年5月，北安法院审判人员配发了全国统一的审判制服。法官在执行职务时，头顶国徽（大沿帽上挂有国徽）、肩扛天平（制服的肩部有天平徽章）。十多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制服进行改革，设计制作了2000式法官制服。北安法院的法官于2001年统一换发2000式法官制服。法官们在执行职务时着统一的西服，并在胸前佩戴天平徽章（法徽）。2000式法官制服，一改过去大沿帽制服军警化的氛围，更能体现法官职业的特点，更能适合审判工作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国务院、人事部、财政部的规定，从2007年7月1日起，北安法院的法官们享受到了专门的审判津贴，从待遇上也体现出了法官职业的特色。

三、司法理念日益更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安法院的司法理念与时俱进，日益更新。法官们司法理念的更新，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除了《宪法》和几种组织法（这些法律大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制订的）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法律。那个时候法院办案，主要依据当时的政策。改革开放后，法制建设摆上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逐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除了修订《宪法》外，《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也相继出台，北安法院在贯彻执行这些法律中，更新理念，大胆实践，成效显著。

在民事审判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基本上都是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一张嘴，法官跑断腿”，是对这种诉讼模式的形象描述。在调查、收集证据上，由法官大包大揽，既要在庭前调查收集证据，又要在庭审中宣读出示自己收集的证据，很难体现法官的中立角色。九十年代初，因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实施，带来了民事审判的改革，重点推行诉讼证据制度，坚持“谁主张，谁举证”，以当事人举证为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为辅，变大包大揽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既减轻了法官疲于调查取证的过重负担，又加强了当事人的诉讼责任和证据意识，更适合民事诉讼的特点和要求。跨入新的世纪，北安法院按照“和谐司法”的新理念，对案件的审理做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每个案件的承办法官都自觉地把调解作为首选的结案方式，通过对当事人进行德治和法制教育，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案件调解结案，不断提升案件的调解率：2008年1－9月，北安法院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率超过了80%。

在刑事审判方面，最值得关注的理念更新，就是由“有罪推定”变为“无罪推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理念转变。1997年前，刑事审判沿袭“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被告人一旦被指控犯罪，如果被告人自己不能提出证据足以证明自己无罪的话，那么被指控的罪名就成立，定罪量刑在所难免。从1997年起实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新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所体现的就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和司法理念。按照这种理念，如果审判中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应当推定其无罪。按照这些法律精神和司法理念，北安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进一步强化了司法保障人权的独特作用。

在行政审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开创了历史上“民告官”的先河。北安法院在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上，转变观念，加强宣传，消除百姓对“民告官”的畏惧心理。同时，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权利，做到有诉必理，该立案的及时立案，该审判的依法审判，既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行政机关合法行政行为的权威，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审判工作飞跃发展

三十年来，北安法院的审判工作飞跃发展。1979年全院审理各类案件109件，2007年全院审理各类案件2221件，上升了18倍。2008年1－9月，全院已审理各类案件2190件，由此可见，审判工作发展之快，令人惊叹！

从案件的类型看，改革开放之初，受理的案件仅有刑事和民事两大类。案件数量少，类型也比较单一。1979年，北安法院审理的62件民事案件，仅涉及四个小类，即：婚姻纠纷、房屋纠纷、继承纠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事案件的种类越来越多。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1981年设立了经济审判庭，专门审理借款合同、承包合同等经济纠纷案件。2001年12月，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法院改革的要求，撤销经济审判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将原来的经济纠纷案件纳入民事审判范畴，统称为民商事案件。近年来，北安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种类繁多，仅二、三级案由就有60多种。改革开放以来，刑事审判有了很大的发展，北安法院针对新时期刑事犯罪的新特点、新情况，结合本县社会治安的实际，依法从重从快严厉审判各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行政审判的受案范围也非常广泛，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